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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o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何中国几千年创造发明了这么多科学技术,但现代科学的诞生却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也就是所谓“李约瑟之谜”。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谜题:为何中国古代曾经有那么光辉的历史成就,现代经济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或者说中国经济思想为何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而要从西方引进经济学。对此问题,经济学界也有一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稀缺,因此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不发达。易纲则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经济科学的发源地,与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有关,与形式逻辑的欠发展有关。从经济思想的学术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学术比较注重事物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缺乏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和共同话语的范式构建,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思想理论图像的清晰度。
    其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本蕴藏着诸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元素,孙中山甚至在1912年就提出“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的说法。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介绍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所给予的肯定。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施格在其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就指出,儒学“是一伟大的理财体系,伟大的道德与宗教体系”。陈焕章学贯中外、兼通古今,其专著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儒家经济思想,无疑为国际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一扇大门。凯恩斯1912年曾在为《孔门理财学》作的书评中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燮、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
    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面向广受宣扬之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以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讲演中就曾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句话,正代表了他“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道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庄子重申并发挥了老子“清净无为”的思想,是第一位发展出“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发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哈耶克要远为超前。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格则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于《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水之趋下”,而斯密在创作《国富论》之前去法国访问,杨格推断斯密曾直接从杜尔阁及与之熟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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