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24 《文汇报》2016年2月26日 程霖 陈旭东 参加讨论
贯穿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对于扭转当前中国社会上重利轻义、商业伦理滑坡的现象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孔子那里，义和利是对立的，可用之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也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都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与儒家不同，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理学繁荣的宋明时期也非常重视义利之辨。“二程”、朱熹等理学的主流派依然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相斥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而陈亮、叶适等的功利之学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主张以利导义，“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这其实与市场经济讲求经济与伦理的统一是一致的，单靠市场主体内在的道德规约不一定能够奏效，应该从利入手完善激励机制，才能匡正经济社会秩序。限于篇幅，此处仅列举一二例。其实，传统经济思想中还有许多与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相恰的思想元素。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与寻根 近代以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当下国人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创新基本都是以此二者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理论并没有给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全面照搬西方的经济学是行不通的，因此提出“创造中国独有之经济学”以及“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的论断。这一思潮一直延续至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的学术呼吁形成了历史呼应，如唐庆增即认为“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王亚南亦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自称将“‘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我研究的重心”。 关于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更有学者直接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基于此，我们认为妥帖的提法应该是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经济学派。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已经有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瑞士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众多带有国别色彩的经济学派，其起伏演变大致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逐渐移往美国的变迁轨迹，这也是与全球经济重心的迁移相随的。所以，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派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审视当下，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经历，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非中国可比拟，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城乡二元体制积弊之深，包括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等，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所以，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之中，以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解释力、影响力和预测力。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派?又由谁来创建呢?显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面对社会转型提出理论上的创新，并吸引了大批的学术追随者研讨精进，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革命。中国经济学派的创建也需要一批如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的经济学大家及其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继承、竞争与合作来推动，才能达至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