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捐：清代慈善业背后的尴尬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00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黄鸿山 参加讨论
晚清人云“为善之道，无非分人以财”，即慈善事业无非是给予弱势群体财力支持而已。虽然此说未免狭隘，但凸显了财富对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若无财富保障，慈善事业则如无源之水，根本无从开展。募捐是慈善事业重要的经济来源，“捐”应指自愿捐赠，但清代的慈善募捐在执行过程中却普遍带有强制性，可称作“强捐”。 清前期大力抑制强捐 在清代前期善堂建设中，强捐颇为流行。雍正二年（1724），朝廷要求各地“劝募好善之人”创设普济、育婴二堂，收养孤贫和弃婴。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称，河南、山东二省已建成善堂多所，经费多由官绅商民捐输。在王士俊的奏报中，两省士民“欣然慕义，咸愿捐输”。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山东推行善堂时，出现了“不问人之愿捐与否，惟择殷实之家，量其资产，以定捐数。某人派谷，某人派银，完纳少后，追呼不免”的强行摊派现象，于是乎，家境殷实者被“勒令捐输”，田亩丰饶者“按地亩摊派”。更荒唐的是，官府甚至按照诉讼官司的审判结果来分派捐助，“听讼则赢者劝之捐助，负者罚之捐赎。以田土讼者，则以田土归之堂中；以钱债讼者，即以钱债归之堂中”。王士俊所谓“咸愿捐输”，其真相让人啼笑皆非。 雍正时期，社仓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强捐现象。雍正帝曾言，社仓由“民间自行积贮，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各社自为经管登记”，官府只有“稽查之责”，“不得侵其出纳之权”，即社仓由民间自行办理，带有慈善机构性质。实际上，各地推行社仓时，多采取随赋带捐之法。例如，两湖规定：正赋一两，加收社谷一石。这种随赋带收、明定数额的捐输，显然属于强捐。雍正帝曾对此有所警觉，数次谕令不得勒派谷本。但是，为促进社仓建设，其态度摇摆不定。雍正三年，江苏巡抚张楷奏称，拟每亩“随漕捐输”社谷二合。雍正帝朱批：“在你权巧化导为之，不可强民。”虽然“不可强民”，但“随漕捐输”的事实却让“强制性”不言自明。 乾隆帝即位后，针对建立社仓过程中的强捐现象，采取了一些抑制政策。乾隆认为，社仓制度原本为“利民”而设，然而强行摊派使得这一制度产生了“病民”的后果。因此，他严令各项善举应由民众自行呈报，官府不得勒派，违规者加以处分。在颁布禁令的同时，朝廷也曾尝试以政府财政扶持慈善事业的方式，来缓解强行捐纳的现象。乾隆元年（1736），朝廷准许“酌拨公款，永行接济”育婴堂。各地官府遂纷纷动用财政力量资助善堂。乾隆二年，苏州育婴堂得到官府拨银12000余两。乾隆九年，江苏巡抚奏请将通州、崇明等处新涨滩地，分拨苏州普济、育婴等堂。政府财政的介入，使得善堂经费状况有所改善，慈善机构对募捐的依赖性减少，强捐现象亦随之缓解。 清后期强捐现象恶化 嘉庆、道光以降，随着政府财政状况日渐窘迫，强捐问题再度突出。嘉庆年间，江苏省兴化知县知会盐务官员，“饬总商鲍崇城于普济、育婴两堂，各捐银一千两”。江南有些地区强令绅富轮流担任善堂董事，由其弥补资金缺口。更有甚者，官府还针对不愿纳捐者制定惩罚式措施，迫其就范。道光十四年（1834），两江总督陶澍劝捐丰备义仓，将不肯捐助者称作“悭吝之徒”，抗捐者则属“匪徒”，交官府查办。道光末年，浙江巡抚吴文镕规定，对拒绝捐赈者将予以惩罚，由官府制作“为富不仁”四字匾额，置于其门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