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捐：清代慈善业背后的尴尬(2)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12:11:20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黄鸿山 参加讨论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强捐现象更加泛滥。政府以各种名目强征捐纳。光绪五年（1879），苏州知府强令肉铺缴纳“猪捐”接济育婴堂，肉铺各商以“业微力艰”为由求免，乃至“转辗抗违，累年涉讼”，官府遂将“首事抗捐之人发县管押，久而不释”，最终迫使肉铺各商户彻底就范。常州敬节外堂原由丝线业捐款支持，因收捐不齐，光绪六年改由丝捐总局“于正捐外带收堂捐一成，由局移堂给用”。江苏如皋以“契税带捐”之法筹集育婴经费，官府征收田房契税时，按田房价格附带征收捐纳，“银一两带收钱十文”。此举于光绪七年推广到江苏全省。 晚清各地还推行过“积谷捐”，用于积谷备荒。江苏官府征税时“带征”积谷经费若干。光绪元年前后，湖南长沙积谷时“按亩摊捐”。光绪四年，浙江要求正赋一两捐谷两斗，“随粮申算”。光绪七年，山东颁发的积谷章程有“按地捐谷”之法。光绪二十四年，安徽芜湖每亩摊捐积谷三斤，“如有拖欠，禀请追缴”。积谷捐的强制性非常明显，在时人看来，派捐积谷已“近于加赋”。 强捐引发诸多流弊 以行政力量强制捐纳，可以在短时间筹集到数量可观的经费，保障慈善事业的顺利开展。但从长远角度和手段的性质上看，与慈善事业的初衷背道而驰，且埋下一系列隐患。 其一，强制性手段引起民众对慈善事业及其管理者日趋反感。嘉庆年间，吴周钤曾被勒令充任苏州普济堂董事，便有“畏堂如畏虎”的感慨。道光年间，常州育婴堂董事一职也被绅富视为畏途。在任何时代，富裕阶层都是慈善捐纳的主力，但是清代的强制性捐纳却导致捐纳大户的反感和恐惧，这无疑阻塞了慈善事业的经济来源。 其二，强捐给贪官污吏和劣绅创造了中饱私囊和从中渔利之机。雍正年间，山东强行收取善堂经费时，就出现了“非分厚敛资财，经营掌管尽出胥吏之手，官役通同从中渔利”的情况。常州绅富不愿出任育婴堂董事，府衙书吏即借机向绅富索贿，行贿者方可免役。光绪末年，苏州娄门外“区董暨善堂董事”张、沈二人借公事为名，向民众勒捐，过往柴草鱼鸭等船，被勒索捐纳银洋数元至数百元不等，阳托办公，实饱私囊。 其三，强捐活动冲击了正常的财政体制，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受“永不加赋”的祖制约束，清朝对田赋的加征比较避讳，对田赋加征的范围与地区均有所限制。因此，强制捐纳成为晚清官府重要的筹款手段，仅宣统元年（1909）清廷岁入岁出册中登记的“正杂各捐”便达4769万两。这种赋外加捐的做法模糊了捐、税之间的界限，为官府加派打开方便之门，“永不加赋”的祖制遂成为一纸空文。民国时期，这一做法仍然持续，各种强捐现象层出不穷，以致苛捐杂税成为形容旧中国社会黑暗的专有名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11CZS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