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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丝绸之路与文明互动(2)


    “丝绸之路”与丝路文明
    “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把从中国的塔里木盆地通往中亚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后来被广泛接受,用来指代横贯欧亚大陆、沟通中国到地中海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但“丝绸之路”何时形成,学界有各种说法。一般认为,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丝绸早就通过草原之路传到欧洲,此前还应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时断时通,丝绸的西传主要依靠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转手来实现,而且他们以掳掠、战争为获得丝绸的主要手段。
    作为一种贸易交换物,丝绸被大规模地西传是在张骞之后出现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但事实上,两个世纪之前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基础。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呈对立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远在中亚腹地兴都库什山下的希腊式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从德尔斐神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使得张骞一旦进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联系得以沟通,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丝路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希腊化文明与丝路文明的交融
    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后,虽然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统治逐渐萎缩,但丝路所经之处几乎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控制与影响之地,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带回了包含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后,贵霜、帕提亚和罗马的东部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废墟上并立崛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延续意味着这些希腊化文明遗产影响的传播和扩大,丝路沿线各国发行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钱币,各地区出现的具有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壁画,以及仍然流行于丝路中心地带的希腊文字,都是这种希腊化遗产传播和影响的证明。
    因此,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已存在的希腊化世界,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不可能在汉武帝和张骞时代得以实现,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地区传播、接受、改造、模仿,并最终传至遥远的中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
    当然,希腊化文明遗产之所以能被丝路沿线的其他民族所接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后来进入希腊化文明故地的帕提亚人、月氏—贵霜人、斯基泰人和嚈哒人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带来足以取代希腊化文化遗产的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为了生存和发展,尤其为了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统治,他们或迫于无奈,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倾慕,自然接受了被征服地的文化。这种外来征服者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最后被当地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在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互动中比比皆是。但希腊化文明遗产与这些游牧民族的关系由于丝绸之路的推动变得更为密切,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外。
    总之,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二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的时间范围上溯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亚历山大时代,下迄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到来,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到隋唐之际。从中国到地中海世界的欧亚大陆,则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但这种关系到底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出来,它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作为丝路的起点和欧亚大陆的东端,古代中国在这种文明互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今天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与古代丝路沿线所经过的现代国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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