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事实力真的“积贫积弱”吗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1 解放日报 杨小明 王坚 参加讨论
北宋发明火药武器的明证，当属1044年曾公亮和丁度奉敕编撰的军事巨著《武经总要》。在这部宋代军事大全中，详细列出了三种军用武器——毒烟球、火炮、蒺藜火球的火药配方。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其中，硝的比重大幅增加，比硫和炭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已接近后来黑火药硝占75%的配方 北宋初期，历代帝王励精图治，重视武备，纂修兵书，发展兵器工业（仅中央兵工厂生产的火药武器即可装备大军数十万），甚至组建专门的火箭部队。但到北宋后期，帝王庸碌，得过且过，武备废弛，歌舞升平。宋徽宗时，火药竟然一度转向娱乐。烟火绚烂、炮仗冲天之际，江山日危，亡国不远 北南两宋，上承五代，下启金元，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科技辉煌，是华夏数千载史上足以自夸于世界的一座古典文明高峰。然而，大宋王朝在军事上的整体表现给人以“积贫积弱”的印象，从对仗大辽、抗衡西夏，到半亡于金，直到崖山亡于蒙古，似乎无不是窝囊受气、被动挨打之窘态。试问，大宋军事实力究竟几何？下面仅从火药武器入手探究一番实情。 火药火器捆绑式研究致发明权一度拱手让人 无论弗朗西斯·培根，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不将火药与指南针、印刷术一起，誉为敲开人类近代文明之门的“三大发明”。但中国发明的火药，此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中外发明权之争，从希腊发明说、欧洲发明说、阿拉伯发明说到印度乃至其他国家发明说，不一而足。近代西方更是一度将火药发明的桂冠直接戴在13世纪英国人罗吉尔·培根和14世纪德国传奇僧人施瓦茨等“有名有姓”的人物头上。 更让人气短与不平的是，将火药发明权最早拱手让人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而且还不是在自信心跌落的近代。1487年即明朝中期，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率先给出了“火药自外夷来”的说法。丘濬认为，中国自古缺乏制造火药的原材料，同时也没有对应的文献记载为支撑，因此火药必当传自外邦。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两人尽管时隔近180年，但对火药史考证的“结论”及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自信心跌落，加之西方日渐强势的话语霸权，使得火药发明权一度与中国渐行渐远。 之所以造成这种“怪相”，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丘、方二人将火药史与火器史“拉郎配”式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火器是火药的主要载体，对火器史的文献追溯便成为探究火药起源的关键。基于这种逻辑，丘濬却认为中国古来传说的火器不过是抛石机械或一般的纵火装备，并非真正的火器，与火药毫不沾边，故而火药只能是外来之物。方以智虽从唐代文献中查到“火树银花”之说，并推测“烟火”中应已使用火药，但拘于火器与火药一体的“捆绑”范式，依然接受了“烟火亦由外夷来”之说。 自丘、方二人始，经清代陈元龙、赵翼、梁章钜，到民国陆懋德、李乔苹等，无不把火药武器的发明年代等同于火药出世的时间。19世纪，国外研究者从火药英国发明说、德国发明说，到印度或中亚发明说等，也几乎都坚持火器与火药一体的捆绑式研究范式，并就火药发明权这一纠结太多民族主义情感的殊荣展开激烈争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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