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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事实力真的“积贫积弱”吗(2)


    炼丹医药交叉融汇 恢复火药发明国荣光
    使火药发明归我并由此重塑民族自信心者,是20世纪曹焕文、冯家昇、王铃等中外学者。其中,研究范式的翻转功莫大焉。
    曹焕文困惑于“火药”一词,即“火”乃毁坏之义,而“药”乃疗病之义,两个涵义截然相反的字放置一起,“中间必有重大之道理”。那么,到底什么道理呢?原来,“此药非疗疾病之药”,但同时“完全与医药同出一源”。由此,探寻火药之源,炼丹史(“火”)与医药史(“药”)的交叉融汇无疑是一条正路。
    据此,火药史研究的范式从火器与火药的捆绑下彻底解放了。就是这个逻辑清理过程,使曹焕文得出了超越后世的惊天之论:药物学与炼丹术同时发达的魏晋之际,是火药在中国发明的最可能时期。之后的冯家昇、王铃以及英国的李约瑟等人,基本上沿着曹焕文的路子走。
    1981年,李约瑟在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就中国火药、火器史的研究,专门列举了几部对火药技术史“最重要”的著作,如《武经总要》《火龙经》《武备志》《火攻挈要》《太白阴经》《虎钤经》《兵录》。他认为,这些文献“如同沿途树立的柱子,或者是标在曲线图上的时间参数的定点”。而在这之前,曹焕文在其手抄辑录的《中国火药全史资料》文稿中就已全部征用了以上资料,同时还援引了大量其他古籍。正是在此基础上,曹焕文完成了火药史研究的范式转换,进而恢复了中国作为火药发明国的历史荣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