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恩怨”(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15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孙海燕 参加讨论
从儒家一方看，当时很多士大夫与上述佛僧的观点已趋于一致。禅宗关于宇宙、人生本原的义理，以及通过“心灵体验”来赢得精神超越的种种方法，已成为不少文士的信仰与实践。由于对佛禅义理及工夫论的长期吸收，不少儒者骨子里已到了混淆儒、释而习焉不察的地步。如二程的著名弟子杨时，晚年就认为儒与禅不仅在工夫上没有本质差别，在最终的体验境界上也没有了区别，佛教的“无垢识”就是孟子所言的“性善”，禅宗的“神通妙用”就是“尧舜之道”。 然而，佛教与儒学毕竟有着无法逾越的价值鸿沟。如契嵩禅师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名教，仅相当于小乘佛教中的人乘与天乘，属于渐教、权教而非“究竟”。这类说法，自然不能被程颐、朱熹等一批严于华夷之辨的理学家所接受。儒家要复兴孔孟之道以实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便不得不深研佛、道二家学说并与之“斗法”。朱熹批评禅宗只追求无“分别心”的“理一”，而无考究万事万物之理的“分殊”；认为禅家所见之理只是虚理，不过是玩弄精神，最终导致“见处行处打成两截”，不可以拯救天下国家。曾是朱熹论敌的陆象山则以“义利”二字判儒、释，认为儒家因“义”与“公”立教，佛家则因“利”与“私”立教。 “熙宁变法”之前，宋儒大体上还保持着内圣外王的义理格局。但到了南宋，新儒学已经逐步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对佛道智慧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学的精神面貌。这一变异的突出特征是儒家的“内圣”努力压倒了“外王”实践。尽管“得君行道”仍是后来大多数儒者高悬的人生理想，但从思想重心看，如何安顿身心性命则成了他们关切的焦点。这一变异，加强了儒学的内证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家道德人格的挺立、审美意境的提升、生命体验的深化，乃至“了生死”都有重大意义，但儒学原来强烈的经世致用品格反而因此有所减弱。至明代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其修养工夫论尤其到了“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的地步。儒学至此，可算在思想战场上对禅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这一“胜利”，恰恰是以对禅宗心性智慧的深度吸纳为前提的。经过这次思想聚合，佛教的一些精神因子，更深刻地融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