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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浒: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毋庸讳言,在他之前,早有学者涉足过这一领域。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涉足之初便对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缜密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成为不断拓展该领域的不懈动力。同时,他又以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组织起一支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才可以理解,在其他学者那里只是一个普通课题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却能够从他这里开始,成长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文海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李文海决定开展近代灾荒史研究始于1985年。他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近代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激发下,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这一研究新路的。其实,他这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担任着诸多繁重的行政职务,更是一位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然而,凭着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卓越的研究能力,他毅然置身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使近代灾荒史研究成为学术生涯最后三十多年中最富活力的学术志业。
    促使李文海进行这一学术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灾荒史所蕴含的深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很早以前便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启发下,注意到灾荒问题是了解国情、研究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他组建灾荒史研究课题组不久之后,联合国大会便在第169号决议中,把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类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尽管当时灾荒史研究实际上仍处于寥若晨星的状态,但是李文海已经敏锐地感到,这必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进入21世纪之后,自然灾害问题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人类社会中扩展,极大激发了人们了解自然灾害的渴求,从而大大促进了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有个特别明显的对比:在2000年以前的近百年中,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成果,总量不过是六七部专著、二百余篇学术论文;2001年之后,关于灾荒史的专著以年均至少2部的速度出现,学术论文则达到年均120篇以上。这充分体现了灾荒史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
    关于李文海对于灾荒史研究的奠基性作用,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方面是他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从开展灾荒史研究开始,他不仅将本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充分的资料基础上,更以无私精神将自己和同仁们辛苦搜集的资料完全公之于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贯彻这种嘉惠学林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在其之后步入灾荒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少有人不从这种努力中受益。
    李文海领衔推出的第一部灾荒史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尽管该书蕴含着作者们的研究功力和睿见卓识,但该书首先是一本工具书性质的资料集。关于为何要首先编纂这样一部书,他解释说,“这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不弄清楚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对灾荒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时间和事实证明,这部书的价值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认同。在国内外学界,该书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灾荒史的必备工具书。李文海在开展灾荒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研究工作顺序是,先公开出版他领导的团队编纂的相关资料,然后才发表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性著作。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史料和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从不独占和垄断资料,而是尽可能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分享,从而共同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发展。
    当然,他把资料工作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味着降低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标准。就数量来说,他的研究论著不算太多,但由于他对个人研究工作的严格要求,使得许多成果在发表后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对后来者发挥着很强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通常那种专业化分工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和动态特征的研究视角,使他无论对于灾荒问题的考察深度,还是对灾荒内容的开掘,都能够有独到的发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