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丛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曾国藩卷》出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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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出战后,并没有立马显出《讨粤匪檄》中所谓“大兵一压,玉石俱焚”的威力,从其最初几年的战况看,可谓有胜有负,胜少负多,并且有时败得很惨。像出战不久的当年四月间,在离省城长沙不远靖港地方的战事中,曾国藩亲自督率之部便遇敌大溃,他下死令都没法遏制,自己羞愤难耐之下竟投水自杀,是被随从救了起来。返至长沙后他还是执意不活,连遗折都写下了,只因在湘潭的湘军另部捷报传来,才了却一死念头,重新振作起来。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夺下湖北武昌、汉阳的胜利。咸丰皇帝接报高兴之下,有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之命。据说,时有大臣提醒,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2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这样被提醒之下,咸丰帝遂即收回成命,令曾国藩带兵东下作战。湖北巡抚之职,在排除由曾国藩担任后,所用的自是非湘系人员,但任者无法控制局面,变故多生。至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改让曾在曾国藩手下为部将的胡林翼担任(先署理,次年实授)。胡林翼也是一大干才,把湖北经营成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对湘系群体还是曾国藩个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国藩未获署理鄂抚率军东下后,先是在鄂、赣交界地区的田家镇(属湖北)一带获胜,随后于当年十二月(1855年1月)在江西湖口战役中则遭受惨败。其水师被太平军分割成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个部分,不能相互援应。太平军抓住战机,巧攻猛袭,致其损失惨重,连“大帅”座船也被俘获。曾国藩既愤且惭,又不止一次地要寻死,被人劝止。此番也许做做样子的成分不小,并不像前次那样真心,但其因战败而深感窘迫羞愤显而易见。 曾国藩移驻江西后的磨难,远不止是军事上的,更有清朝阵营内部的斗法。他率部在该省数年间,处于“客寄虚悬”的地位,相当难堪和被动,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困厄的一个阶段。按照他向清廷上奏中总结的此期“艰难情状”,有这样三大方面:一是部下在升迁补官方面受巡抚和提督的排挤,自己却无能为力,“虽据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提督和总兵的合称)”。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层层相属,自为一体,大都把他曾国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办起事来呼应不能灵通,特别是筹饷之事,更处处受到阻挠。自己说话,州县不肯听从,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关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换,让人怀疑,屡次发生有部属被羁押刑辱,而他出示印札无效的事情,甚至连给人发放的收捐凭证,地方上都不予承认。在另外言论场合,他甚至有过“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曾国藩全集(修订本)》,诗文,156页。的痛说。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军中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这似乎为他摆脱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向朝廷奏报丁忧并请求开缺后,不等谕旨批准,就弃军回籍,并接二连三地要求在籍守制(军务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规之制的)。他这样做,表示重孝之外,更是要借机向清廷表明在军之艰难(上面述及的“艰难”三大方面,即此间奏言)而要挟地方事权。朝廷鉴于当时江西军情不是特别急迫,便来个顺水推舟,允准他暂时在家守制,使得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筹谋落空,有苦难言。舆论上则不但对他不予怜悯,许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不要说政敌之辈,即使湘系同党人物左宗棠,对他也大加责难。这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是个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国藩颇感恼火,两人因此交恶,甚至到了“不通音问”的地步。 此番曾国藩在籍期间,是他心理上备受煎熬的一段时日。他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来,简直是显出一种病态。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真的在籍“终制”,由于同党要员(特别是胡林翼)的帮助和前敌军事上的需要,清廷在咸丰八年(1858年)夏间终于让其复出。由此,曾国藩改变了官场处事策略。就复出之事本身而言,可谓毫不拖泥带水,没有半点讨价还价,闻命即行。路过省城长沙时,便主动面见左宗棠以示和解,还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氏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与非湘系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并对此非常看重也颇觉有效。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400页。更后他还曾总结说,改弦易辙后他“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并具体解释,“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同上书,家书之二,476页。。看来,在官场人际关系调节方面是真的收到了效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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