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丛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曾国藩卷》出版(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newdu 参加讨论
导言 本书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曾国藩卷》,有必要先对曾国藩其人生平脉络和思想、行事作个梗概性交代,并简要说明本书编选的相关事项。 一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书,母江氏。其本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家累世为农,既无仕宦,亦无科名,所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国藩全集(修订本)》,诗文,36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靠勤苦治家,至不为贫,从其父辈即有读书条件,到国藩更为家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尽心培养。他也努力进取,不但走通了科举之路,而且终成就为同治“中兴名臣”之冠,在晚清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颇受关注的思想文化遗产。 从其读书和科举的历程看:九岁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最初是跟从父亲在家塾读书,后出外就学于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虚岁,下同)上考取生员(秀才),这年里完婚,妻本省衡阳欧阳氏。次年入著名学府岳麓书院肄业,当年报捷乡试,考中举人。道光十五、六两年(1835、1836年)两次会试(后届为恩科)不售,回家愈行发愤准备,有谓其“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同上书,4页。。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闱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顺性命之理论》得皇帝赏识被擢拔名次,获点翰林院庶吉士,奠定了科举入仕的优势初基。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庶吉士“毕业”)后,曾国藩从最低级别的翰林官做起,后连连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岁时,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隔年,正式任礼部右侍郎。以后数年中,还兼任过几个部的侍郎。总之,他任京官后不到十年间,就“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升至二品大员。这在汉族官员中并不是很多见,连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几分惊异,家书中有“顾影扪心,实深惭悚”、“德薄才劣,何以堪此”《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133页。之言。 京官期间,曾国藩履职之外,于读书和修身方面亦颇致力,并且是将两者密切结合进行。任初级翰林官时,就拜同为湘籍的当时理学名流唐鉴为师,被教以“读书之法”:专重理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宜熟读”,“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又被告以“检身之要”:“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专一,无杂念)四字”同上书,日记之一,92页。。还被荐以效法同是从学于唐氏的倭仁记省察日记,即经常反省自己,记下“私欲不克”有失检点之处,勉力改之,曾国藩也曾认真遵行。检其当时日记,对诸如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等项多有反省记载。甚至连睡梦中见别人得利而觉羡慕,以及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动这等事情,也不避记出,写下“真禽兽矣”之类的自詈之词。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同上书,日记之一,130页。。又曾立“课程”十二条,即(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参见上书,日记之一,137页。尽管类似刻板的省察方式曾国藩并未长久坚持,但修身养性的意旨终生不弃,目标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在为学方面,注重理学也是其终身性的,只是并非仅仅胶着于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休养,与精于考据的湖北籍人士刘传莹交流学问,兼取汉学。此后,视野和路径上愈趋开豁。 在为官本职上,京官时期的曾国藩在升迁顺境中更想“锦上添花”,有抢眼和惊人之举。咸丰元年(1851年)夏间,他向新皇帝激言进谏、险些惹祸之事,即不失为典型事例。此时清朝危机日益明显暴露,太平天国起义已在广西爆发。曾国藩上奏进谏,在“敬陈圣德”而“预防流弊”的名义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琐碎”、“文饰”和“骄矜”之弊。据说咸丰帝览奏大怒,“掷折于地”,欲行问罪,是因有亲近大臣说项方罢,只是在谕中责其奏言“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14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而未予处分。曾国藩虽有“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说法,但还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侥幸,从中接受教训,在家书中就说,“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190页。。他随后所上的奏折,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从标题上即可看出所陈说事情的主题,关注国计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会再有风险。 至于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的生活状况,可以用“贵而不富”四字概括。当时官员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没有地方官那样的“养廉银”,并且曾国藩也属较为清廉之辈。官场常规生活所需以及交往应酬费用,使他常常入不敷出,靠借债贴补。即使他身为部堂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京官赴外省充当乡试考官,公发路费、补贴之外,接受“门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贪腐”的一种惯例,故而一趟试差下来会有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做过一次四川乡试主考官,对改善经济条件有所补益。及至咸丰二年(1852年),又获派充江西乡试主考官,并且这一次还打算在完差之后,绕路顺便回湖南老家省亲,也被皇帝批准。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丧回籍。阴差阳错,由此不但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个节点性转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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