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出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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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孙中山在不断受挫之际，决定接受苏联的援助，实行“联俄”，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事先，他曾经专门召集其主要干部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征询意见。胡汉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知国民党的困难处境，只有借助苏联的帮助才能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在吸收了更有活力的中共党员之后能否保持其地位信心不足。故他提出要有条件地与共产党合作，在真正信仰国民党主义的前提下，吸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起草国民党的改进宣言。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具体负责改组工作，胡汉民是9位执行委员之一。他的具体职责是负责上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并参与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是大会主席之一，负责大会宣言的审查工作。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要禁止国民党员隶属于其他政党，即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胡汉民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说明，只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必限制。他的意见客观上保证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权利。大会结束前，孙中山选定24位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名列第一位。会后，胡汉民被派往上海拓展党务，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毛泽东一度担任组织部秘书，执行部的会议，通常是胡汉民主持，毛泽东记录。胡汉民不仅与共产党人友好相处，还曾著《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表示国民党欢迎共产党员的加入，诚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与批评，并对社会上对国民党改组的种种批评加以澄清。 以上史实显示，在国民党实施改组的过程中，胡汉民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是有限度支持的，即在保持国民党“独大”与三民主义主导的前提下，吸收共产党人共同奋斗，以往论著中认定胡汉民一开始就是“反共”的老右派，与事实不符。 1924年4月，孙中山电召胡汉民回粤，再次将大本营事务交其处理。不久，孙赴韶关准备北伐，命胡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并兼理广东省长。此时，广东商团气焰嚣张，挑战革命政权权威。胡汉民试图以妥协方式处理，商团变本加厉，枪杀群众，胡汉民等遂遵孙中山命令，果断地平定了商团叛乱。是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启程前，他宣布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并代理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统治后方” 《胡汉民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一—1。，充满了对胡的信任。 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国民党的事业与胡汉民的人生均由此而进入新的阶段。之前，胡汉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通过辅佐孙中山折射出来的，然而，他缺乏在复杂的局面中独当一面的领袖气质与才干，这使他在孙中山去世后，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很快受到挑战。 国民党改组后迅速发展，胡汉民对苏联与共产党的不满却逐渐上升。首先是他认为苏联一面援助国民党，一面通过第三国际直接联络共产党而对国民党保密的做法是藐视国民党的尊严，他也看不惯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作风。同时，他也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心存疑虑。反过来，鲍罗廷也将胡汉民视为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代表，有诸多不满。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对国民党事务的影响力更大。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发表了《革命政府改组宣言》等文件。此举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削弱胡汉民地位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胡基本被架空，排除在了实际操作之外。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胡汉民辞去代理大元帅和广东省长职，出任国民政府的5位常委之一，兼任外交部长。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出任。胡的地位明显下降。 更大的厄运随后而至。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鲍罗廷等即以胡汉民与涉案的胡毅生等人关系密切为由，派兵搜查胡的住宅，胡暂时失去自由。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派胡汉民赴苏联，接洽协商“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但是，无论是胡汉民本人还是不少后来的论者，都认为这是将胡汉民排挤出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步骤之一，胡作《楚囚》诗一首，自比为失势被放逐的屈原。 胡汉民抵达苏联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当地政府组织了有近6万人参加的欢迎式。他在苏联有半年的时间，会见过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议，也到处参观苏联的各类机关与建设情形。胡汉民积极宣传国民党的历史与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想让国民党直接加入共产国际，以取代共产党。他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过申请，他对斯大林说：“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该正式联络，断断不可用暗昧的手段。……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见《胡汉民选集》，79页。然而，胡汉民的主张并未被采纳。 或许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许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胡汉民在苏联期间的言论出乎意料的“左倾”，是其一生最“激进”的时期，他对苏联革命进行称赞，对共产国际进行称赞。他在为《真理报》所写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感想》一文中说：“苏俄十月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第一声，是宣告资本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的第一篇。” 胡汉民：《苏俄十月革命的感想》，见《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1页。他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的诸多启示与帮助。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时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共产党万岁！”当时，旅苏华人出版的《前进报》是莫斯科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以赞成国民革命、支持“联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为宗旨。胡汉民在《前进报》上共发表13篇文章，4篇演讲，均以称赞苏联，宣传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为主旨，“可作为研究胡汉民左倾言论的好材料” 余敏玲：《出版缀语》，见《前进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9），2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6。。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召开，缺席的胡汉民却以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内一些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士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要求驱逐共产党。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的首领有不错的私人友谊，但他从国民党团结的立场出发，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行径。3月，胡汉民离开莫斯科，在回国途中得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中旬，他回到广州。胡汉民回到广州后，立即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意在排斥中共。此也为胡之后坚定反共的先声。胡的主张暂未被蒋介石等人采纳，他只得再到上海，“闭户读书”，静观形势变化。胡在苏联期间有非常左倾的言论，何以在回国之后却急骤地转向反对苏联与中共？原因颇为复杂，其中之一就是他在苏联期间希望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也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斯大林的独断专行，看到苏联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经济困难等。但是，苏联党政的组织动员能力，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胡留下深刻印象，以致1930年以后他还写过关于苏联建设与孙中山建国方略关系的文章。 1927年4月，蒋介石等人决定实行反共清党政策，另立门户。为对抗武汉的汪精卫，蒋要联合在党内有地位的胡汉民。4月18日，以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为基础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成立仪式上，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信印，他成为南京实际主持人（有人曾称他为“胡主席”）。他不仅积极推行反共清党政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反共清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然而，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使得当年8月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失去凭藉，也宣布“议席让步”，退出南京到了上海。1928年初，胡汉民与孙科等赴欧洲考察。他的首次欧洲之行持续了7个月，先后去过东南亚、印度、伊朗、埃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他在土耳其考察两周，对其国家复兴之路与党政制度极有兴趣，认为可为中国之榜样。他在与法、英等国领导人见面时，均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6月，北伐军到达北京，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局面基本形成，面临执政与建设国家的任务。胡汉民从巴黎寄回《训政大纲案》，提出未来国家将依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程序，进入“训政”阶段，要实行“以党治国”的方针。国民党接受了胡的主张。8月胡汉民回到国内，立即着手与蒋介石合作，他熟悉孙中山思想并有民国初年执政的经验，在国民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大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决定在“训政”时期组建五院制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之后的两年多中，他督促立法委员们勤勉工作，共制定了民法、刑法、土地法、公司法等16种法律，奠定了国民政府法律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在纷乱的政争及蒋介石平定各路军阀的过程中，帮助镇守后方。他与蒋介石一文一武，配合颇默契。 1930年底，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后，回应各方的要求，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则认为，根据孙中山的“遗教”，训政时期可以召开国民会议，但无须再定约法。蒋、胡二人的矛盾由此激化。“约法之争”的背后，既包含着二人政见政略的不同，也有深厚的权力之争色彩，加上二人个性均要强，不肯退让，因而愈演愈烈，从最初的私下较劲，变成公开的争论，最后成为政潮。蒋介石为压制胡汉民的反对声，于1931年2月28日以邀请去总司令部赴宴为名，强行扣留胡汉民。胡汉民不肯屈服，据理力争。他气恼惊吓，加之彻夜未眠，血压升高，几至昏厥。次日，胡汉民被软禁于汤山。此后，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会议，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并以胡汉民“积劳多病”，“准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胡汉民的政治生涯再度陷入低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