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出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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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蒋介石擅自扣押胡汉民，不仅未能平息争论，反而引起了国民党内反蒋派更激烈的反抗，他们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之争”。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内外交困，胡汉民的处境有所改善，至10月14日，胡汉民结束七个半月的软禁生活，重获自由，到达上海。10月22日，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这三位国民党的巨头在上海见面，胡汉民拒绝了蒋介石“和解”的要求，坚持在“宁粤和谈”中的“中立”立场。在其他场合，胡汉民则表明蒋介石必须下野，幻想能在上海与汪精卫合作，控制政局。 然而，支持胡汉民的粤方首先发生分裂，粤方的“四全大会”几乎中断，胡汉民只得南下广州处理危机。结果是汪精卫等人脱离粤方，自行在上海召开“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与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于12月12日通电下野。12月24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与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主持会议。为了照顾胡汉民等的特殊利益，四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广州建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执行委员会，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两机关由胡汉民“主持一切”。但是，胡汉民所支持的行政院长孙科无法支撑局面，转而呼吁蒋、胡、汪联合出山。蒋介石遂不再理睬胡汉民，与汪精卫联袂入京，形成了蒋汪合作的局面。胡汉民被挤出国民党最高决策圈，成为党内的“在野派”。他在1932年1月中旬发表谈话，宣布与蒋、汪决裂。从此，他基本偏居香港，以两广为依托，宣传自己的抗日反蒋主张，进行相关的政治活动。 胡汉民曾对自己晚年的政治主张有如下表述：“自东北事变发生以还，余以国内政治，厥持三义：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对军阀政治。”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进行抗日宣传和从事反蒋两个方面。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抗日救国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胡汉民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坚决支持抗日活动，不懈地进行抗日宣传，反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批驳“抗日亡国”等悲观论调，坚信抗战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1933年，胡明确提出“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他对东北义勇军、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察哈尔抗日同盟都给了精神与物资方面的支持，并一再建议组织西南的军队北上抗日。胡汉民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认为“抗日重于剿共”。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支持宋庆龄等1700多知名人士发表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胡汉民也列名其中。日本侵略军数次派人见胡汉民，想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组织亲日政府，并以供给钱款军械来利诱。胡均严辞拒绝，并斥责日本的不义行为，保持了民族尊严。历史是复杂的，当时主张抗日的西南在南京政府的重压之下，也与日本有一定的军事与经济联系。 在反蒋的问题上，胡汉民是很坚决的。他的“三项主张”中，反蒋最重要，他说：“抗日剿共，又必以推倒军阀统治为第一要义。”在他为西南制定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央行为均表示反对。”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1933年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自任主编，他在该刊上发表了以宣传反蒋抗日为主旨的文章、通电等计有50余篇。哈佛燕京收藏的“胡汉民资料”显示，胡汉民曾计划搞“西南七省大联合”，他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福建蔡廷锴、陕西杨虎城、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及张学良、冯玉祥等人都有过密切的联络，希望能联络全国各方的力量组织一场以西南为中心的大规模军事反蒋运动。在组织方面，胡汉民认为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必须重建党的组织。为此，他与邹鲁、萧佛成等人从1932年起联络各地的反蒋人士，另建立了一个新组织，仍称为“中国国民党”，但一般人称其为“新国民党”，以示区别。“新国民党”以西南执行部为中央机关，尊胡汉民为领袖，邹鲁为书记长。胡汉民与海外华侨也有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 然而，胡汉民的各项活动实际成效甚微，主观原因在于他身体有病，畏惧在第一线的艰苦斗争，他始终偏居香港，遥控指挥两广，热衷于坐而言，而不敢起而行，客观上是受制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实力是胡汉民能够立足西南对抗蒋介石的基础，胡个人的生活也靠陈接济。陈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保住在广东的统治和自己“南天王”的位置，对胡的志在全国的各项主张并不感兴趣，甚至还处处设障。此时的胡、陈关系，很像是此前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由于陈济棠的干涉与阻挠，胡的反蒋抗日计划次次落空。此外，胡汉民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国民党意识，还要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因而当与西南有密切联系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底发动“福建事变”，真正推动反蒋抗日运动时，胡汉民因其废除国民党等举措，而未加支持。 胡汉民居住香港期间，南京政府不时地派人联络示好。1935年，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变化，而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彼此不满在加深，胡的好友邹鲁等人认为，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蒋介石合作也有可能，建议胡以“养病”为名暂时出国，以观形势发展。胡在这年7月往欧洲养病。 1935年底，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也有强硬表示，并热情地邀胡回国，特地转寄去了旅费。胡汉民1936年1月回到广州。当时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都要拉拢他，所以形成了一场小小的迎胡返国热潮。胡汉民对蒋介石不完全信任，没有立即去南京，留在广州进一步观察。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心绪更是忧郁烦闷。 1936年5月9日下午，胡汉民在亲友家吃晚饭后下棋娱乐，因对着棋盘长时间思考，血涌入脑致血管破裂，当场翻落在地。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右脑溢血。当夜他清醒过来，留下遗嘱。12日晚7时不治身死，终年58岁。胡汉民死后，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为他举行国葬，派居正、孙科等到广州致祭，国民政府也专门发了“褒扬令”。7月13日，胡汉民安葬于广东番禺的龙眼洞狮岭斗文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