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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的发展及其边缘化(3)


     
    活字印刷未成主流
     
    有专家提出,活字本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还有专家认为,判定活字本的一个方法是排版中的横摆、倒置、漏字,但若质量高超,该如何区分?所以劳榦说:“南宋时代传下来的书籍,一定有活字印出来的,但是不一定能认出来。”或许估算百分比大胆了一些,但判定中国传统印刷中活字书未占主流,应为不争之事实。因为在距今不远、证据充分的时代,即西方人未改变我们的印刷术之前,所流行的是雕版而非活字。就是说,祖先发明了活字,认真地尝试过各种质料的活字,且以活字印制过并非少量的文本,但主导方式仍旧是雕版。探讨其原因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
     
    韩国学者认为:“中国一直没发明金属活字所用之油墨。”中国学者承认:我们“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也没有解决”。但其实那只是水准问题,中国铜活字的印刷质量赶不上韩国,但并未到不及格的程度,不然康熙帝是不会允许千卷《古今图书集成》付印的。另一方面,这一解答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他企图回答的问题中,即中国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水平受其倚重雕版的影响。
     
    第二种解答是审美,即中国读书人崇尚书法之美,活字书无法像雕版书那样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书法家与优秀雕工联手完成的雕版书极富美学价值。韩国学者说:他们“虽已发明出金属活字,但其印本比不上宋元朝雕版印本美丽”。而中国的活字书在制作精良及美感上又显然在韩国活字书之下。而中国人竟然兼选印本连续谱中美学之上端与下端。且选择下端的还是太平盛世中的帝王。就是说,美感是可以屈就的。就商品而言,如果是同等的成本投入或价格,制造者与购买者当然选择有审美价值的,而价差较大时美感未必是所有购买者的选项。窃以为,这是古今通则。
     
    第三种解答是中文活字的一次性投入太大。这一解答如成立,必是两种结局:其一,门槛太高无人投入。其二,虽有过活字书的制作,但无人跟进。而在中国,两种情形均未发生。华燧、康熙都投资于铜活字,乾隆使用木活字后跟进的“谱匠”甚多,但他们均攻不下雕版占据的更大地面。比一次性投入更重要的是投入产出比,特别是两种印刷方式:雕版与活字在投入产出上的对比。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合算不合算的问题。
     
    用脚投了票的人往往失去了用嘴说的兴趣,中国的印刷从业者或许就是如此。他们对两种印刷术之得失必心知肚明,却绝无诉诸文字的兴趣。倒是远来的和尚更有动力,为我们留下了局外人的判断。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痛感有了《圣经》的好译本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地印刷出来。伦敦传道会为了搞清楚雕版与活字的成本与可行性,1812年派传教士米怜赴东亚,责成他深入调研后写出报告。米怜在1817年把一些中国印刷工匠带到马六甲,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都在马六甲经营或监督教会的出版事务,常常用雕版出版中文书,亲历并咨询从事印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米怜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雕版在印刷中文上比活字更便宜、更适合。当然他没有了解到中国的木活字所从事的小量印刷。其实米怜之前,利玛窦已经注意到中文书籍“低得不可思议”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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