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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的发展及其边缘化(4)


     
    活字比雕版在几个方面更费力。活字在排版后要校对,这在雕版那里是没有的。印刷完毕活字要归位,雕版无此项工作。如需重印,活字法只好重排,雕版则从仓库拿来即可重印。还有一项重要的比较,就是磨损与寿命问题。米怜悉心于此,他讲述:
     
    (印刷后)轻轻清洗印版,反复晾干,防止书版表面因长时间蘸墨潮湿而变软,最后再把书版晾干,使之重新变硬,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那里的印刷工人证实,如果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质量和优点的话,一副书版可以印出三万部书。
     
    二十年后另一个传教士将三万册提升到四万册。那是上限,一般而言,应在一万五千册到三万册之间。我们再看看活字的情况,朝鲜李朝铸造金属字的历史始于1403年,终于1883年,四百八十年间共铸造四十次,平均十二年一次。为何如此频繁,笔者以为,首要因素是磨损。堪称极品的甲寅字(1434年造,二十余万枚)印书一百五十五种,十六年后铸造了与之同类的庚午字(1450年)。曹炯镇说:“可推测甲寅字之使用已有二十年之久,所用的活字一定会有所磨损。”再说康熙帝的铜活字,在乾隆九年改铸铜佛或铜钱之事,一个说法是,看守为掩盖自己盗窃,建议改铸。皇家随时待用之物和残损无用之物,对盗窃者的胆量的考验是大不相同的。且改铸之建议的前提是什么呢,必是铜活字已不堪其用。用这套铜活字印毕《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后,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究不能垂诸永久。”(《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话中意味颇耐寻味,“不能垂诸永久”恐含蓄道出这套铜活字已呈颓势。铜字明明是现成的,何故用它“工价与刊刻所差无几”,当指将有修补铜字残损之费用。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亿六千万字,印刷三百余册。笔者粗疏推算,韩国甲寅字、康熙铜活字服役期比一套雕版的印刷限度(四万册)或许长一点,但也相差不多。概言之,康熙的二十五枚铜活字印制了三百余份一亿六千万字的文献,若用雕版,则必须在雕版上刊刻一亿六千万字印制这套文献。所以每种书印三百册,用铜活字是合算的。但每一枚铜活字比每块雕版的印制限度可能相差不大。铜活字稍高于雕版的四万次。铜字与木版印刷寿命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一个个字体在整块木板上不易磨损,而每一枚活字要频繁地组合,不断地拆卸磕碰必磨砺其字体,折损其寿命。就是说,若每种书印数成千上万册,用活字不上算。
     
    中韩活字印刷史中的一项差异耐人寻味,就是韩国的铜活字是铸造的。两国间往来密切,韩国图书不断送给中国朝廷,韩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铜活字制造受其影响,但中国的铜活字是雕刻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因为中国雕工资源丰富,技艺高超,乃至发生了“路径依赖”。韩国缺乏这一资源。故很可能是韩国铸造铜活字更经济,中国雕刻铜活字更合算。
     
    中国的雕刻印刷始于八世纪初,至雕版书的黄金期———宋元两朝(元代结束于1368年),数百年的历史造就出世界上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刻工群体和技艺。也因此极大地降低了刊刻的成本,令雕版牢固地立足于印刷领地。
     
    综上所述,活字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不是源自审美偏好、着墨技术的缺乏、一次性投资过高的障碍,而是基于经济算计的选择。漫长的实践之后,雕版依旧是主流,活字书亦占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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