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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辞书记失》到《辞海论》(3)


    2010年,秦老师参加中国辞书学会银川年会并宣读了《辞海论》的第一章“《辞海》的性质”,藉此听取意见。201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徐老师以“编纂《辞海》的三个关键词”、秦老师和我以“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读陆费逵《辞海编印缘起》的辞书学意义”为题的论文,分别阐明了倡导《辞海》的前辈们的编纂理念。2013年的中国辞书学会崇明年会,徐老师就“关于《辞海》义项的研究”作大会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期间,彭卫国社长还联系了中华书局副总经理黄松,由我陪同徐、秦两位老师赶赴北京中华书局,寻觅当年《辞海》的材料。中华书局提供了不少书局老人记忆的片段信息。惜世事变迁,很多珍贵资料已经缺失了。
    作为责编,我有幸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和角度来拜读《辞海论》原稿。鉴于这本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辞典的术语比较多,为便于专业读者日常工作中的使用,我曾建议在书后加一个主题词索引,不料立即遭来徐老师的“强烈反对”。我又提议应将在辞海编纂中的若干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作为附件,亦遭到否决。甚至是排版设计上的小小策划,徐老师会几次三番戴上助听器给我打电话,甚至写信。我坚持着,最后,徐老师同意在书后加上“本书所用词典编纂术语简释索引”。后来,我才明白徐老师怕增加成本,是为了减轻我这位责编的经济压力。其实,他是希冀我如此操作的。为一本并不赚钱的学术书,我提出这些想法值得吗?其实,诸如此类的编辑过程是一种享受,说实话,在一次次这样的“交锋”中,也完美诠释了编辑与作者在磨合中得到的积极成果,编辑工作的价值才得以实现。
    《辞海论》曾检阅的资料达三百多万字,记录的电子文档五十万字,引用《辞海》六个版本中的词目总数一千一百八十余个(不包括图片)。熟知辞书编纂的同志都知道,这已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来衡量了。
    2014年初夏,《辞海论》杀青。同年下半年,《辞海论》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同年10月下旬,为配合《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的启动,时任社长何元龙决定将编辑加工后的原稿印发全社编辑人手一册,供编辑培训使用。
    三
    归纳起来,《辞海论》有四大特色:
    第一,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以大量事例为根据,对《辞海》编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的探讨和总结。所谓全面,从纵的方面说,包括《辞海》编纂工作启动一百年来从初版到其后五次修订再版过程中重大的发展变化;从横的方面说,包括《辞海》编纂工作的各个侧面和环节———《辞海》的性质、编纂方针、体例、框架、立目、释文、交叉工作、插图、编排法、附属成分、编纂工作程序、数字化技术的逐步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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