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如何研究礼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4:11:18 文汇报 李纯一 于颖 参加讨论
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 “四月天气,淡日晴和,春山新绿,春水漪涟,坐在雕花格子窗前,望望南屏山,谈论经儒传记,亦平生快意事。” 1963年2月,47岁的沈文倬调至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春寒料峭的时节,他随老友周采泉一起,拜谒了住在蒋庄的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此时,长髯飘拂的马老已近耄耋之年。4月下旬,这位正当盛年的礼学研究者怀揣第一次未及请益的几个问题,再造蒋庄。 沈文倬在《蒋庄问学记》里记述了他与马老之间的对话: 先生甚重视这个问题,急促地问:“《诗》、《书》在周初有部分存在,‘礼’、‘乐’形成于此时有何根据?” 我说:“礼、乐在周初都不是书。礼是贵族们举行的典礼,平时练习,用时实行,不靠文字记录而存在。”我虽很早就持这种主张,但在那时认识还不够全面,举证也欠充分,不像后来撰作论文时说得清楚。 先生似乎不以为然。 我说:“我们在解放前都曾见过世家巨族举行婚丧喜庆,绅士们文化既不高,手头又无任何书本好依据,然而他们熟练地有条不紊地主持和参与,无非得之于父兄师长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和幼年的习练,可见‘礼’的特征重在实践,《仪礼》书本没有写成而典礼已经在举行了。” 先生听后也笑起来了,连称“信然、信然”,“这倒应该继续研究”。 可惜,第二年,谈论古学的风气戛然而止。1966年“文革”开始后,马一浮以“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之名遭红卫兵批斗,被迫迁出蒋庄。一年后,病故于浙江医院。沈文倬也开始陷入运动的大潮,白天承担繁重的劳动,每日仅得深夜两三小时在昏灯下研《礼》、写作。 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汉简本《仪礼》九篇,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等学者的整理释读,甘肃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于1964年出版《武威汉简》一书。早年师从礼学大家曹元弼的沈文倬,得书后如获至宝,积十数年零碎时间研读。在顾颉刚先生的推荐下,于1985年在《文史》发表《汉简<服传>考》,1990年发表《<礼>汉简异文考》。武威汉墓中发掘得来的《仪礼》九篇,共存字27298字,比现存熹平石经七经残字总字数,还要多出近两万字。且首尾完整,次第可寻。整理者兴奋地称其为“晋泰康二年汲郡魏塚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经书的重现”。然而,武威汉简的研究,几十年间却门前冷落。按照《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一书的两位作者张焕君、刁小龙的解释,“这固然与其主要内容为《仪礼》,而《仪礼》一经在众多经典中又属冷僻专门有关,但与它的‘生不逢时’、宣传不够,想必也有莫大干系。” 今天,马一浮连叹“斯文扫地”的年代已经过去,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势已停歇,“吃人的礼教”、“孔老二”这些一度漫天横飞的标签烟消云散。中国乃“礼乐之邦”的名号被一再提起,学界三礼研究的发展、民间恢复礼俗的努力,都在表明,如今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尚礼崇文的时代。 2014年12月,第三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沈文倬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与会学人及其他同道,试图勾勒今天礼学的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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