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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是‘稳定至上’的时期”(4)


    并不赞成说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早报记者:“士大夫治天下”的问题,余英时谈过之后,很多人把这个问题作为宋代一个非常明显的标签,但在宋代开始之初,却废掉了前代宰相可以坐着和皇帝议事的传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小南:这个问题不宜简单化。首先,帝制时期都是专制时期,但专制的方式是不同的,程度也有区别。相比之下,宋代的整体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发言的自由度比其他时期要宽,在一些时期内,也确实主导着国是。不过,一般而言,士大夫附着于王朝和统治阶级,所以虽然他们可能引导时代的潮流,却不意味着他们都是独立的思想者。另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还是有很多不正常的时期,宋代并不是没有针对士大夫的狱案或整肃。有的老师提醒说,大众史学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简明醒目,如果学术的咬文嚼字过于复杂,可能不便于知识的普及;只要不出格,稍许笼统的提法也是可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也可以说宋代是士大夫政治。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你说“废坐论”了,不是对士大夫不尊重了吗?实际上,在宋代,“士大夫”分为两种类别,一类是行政官员,一类是文学之士;宰相等行政官员前殿奏事都是立奏,而后殿从容议事则会赐坐;而皇帝经筵中的老师、备顾问备咨询的馆阁之士,通常是要赐座、赐茶汤等,是相当尊崇的。宋初以来宰相不赐坐,与当时事事请示、职事鞅掌有关,不能简单地说宰相站着奏事就是士大夫地位下降了。
    早报记者:文彦博当时说“共治天下”,是宋神宗问他改革变法让士大夫很不高兴,但对于百姓有什么不便呢?他于是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显然是把士大夫与百姓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宋代士大夫中另有一种声音,就是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士大夫应该是为生民立命,为百姓代言。哪一个是主流呢?
    邓小南:宋代士大夫的天下观,有其积极的一面。范仲淹的“忧乐”观,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尚情操。比如说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南宋的监察御史方庭实会义正辞严地对高宗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如此堂堂正正、理直气壮,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们对天下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但是士大夫无疑也是有两面的,一面是积极为民请命,自视为老百姓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不是百姓,他们是治理老百姓的,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把他们选拔出来,是让他们去治理天下、管理百姓的。所以文彦博冲口而出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事实上士大夫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众立场上
    宋代文学学者王水照先生说宋代士大夫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指的是他们的资质,而不是他们的立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学问相对淹博融贯,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而在唐代,像李白、杜甫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为官、治国方面没得到什么机会,难以表现。相对而言,北宋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有多方面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