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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5)


    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大论战的历史价值有哪些? 
    张越:我们可以引述几段老一辈学者对当时情况的记述。顾颉刚说,唯物史观“象怒潮一样奔腾而入”,“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何干之总结道:“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新的观点(唯物史观)来重新估量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尝试不只使人们相信新哲学是世界的最准确的反映,而且使人相信,只有应用这方法,方才可以解剖迷得古国。”何兹全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 
    在各种西方思想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在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为中国现状开药方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脱颖而出,社会史论战的爆发是一个关键契机、一个如期而至的平台。 
    社会史论战最显著的历史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并且成为几乎所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的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尽管遭到政治封杀,但是要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基本没有发言权。希求探明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非唯物史观莫属。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性和系统性,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如陶希圣等排斥阶级斗争理论的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有所保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史论战也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场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史大论战,您认为有何现实意义? 
    张越:发生在距今八九十年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刚刚结束的硝烟未尽之时,何干之就写出了回顾这场论战的专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以及李季、伍启元、马乘风等,都对论战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可见当时人们对这场大论战所带来的影响、值得吸取的经验和应当总结的教训,都非常重视。 
    但是,今天对社会史论战的研究依然显得薄弱,研究范围和研究力度与社会史论战本身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相称。 
    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史论战过程的梳理和研究著作逐渐增多,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的学者也推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也从政治史、思想史扩展至学术史、史学史的范畴。通过研究,论战的政治影响、历史作用、学术收获也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来。 
    近年来,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种上升趋势和热潮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倾斜和选择性。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个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巨大客观存在,不应轻视甚至无视其历史作用。 
    在我国思想理论界第一次大规模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这场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破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依据?论战中人们为何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唯物史观解读、认识中国历史?为什么不同党派、不同身份的人都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论战参与者都声称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唯物辩证法的继承者?社会史论战对于在论战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今天中国史学的发展、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唐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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