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转折与近代文化的发展(6)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2:11:04 中华读书报 陈菁霞 参加讨论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钱玄同的“欧化”思想? 杨天石:这是钱玄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当钱玄同走出“国粹主义”思潮之后,他就转到了另一个方面,主张“学人家”“学外国”,主张“欧化”。他说:“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应该完全学人家的样子,断不可回顾十年前的死帝国。”这里的“人家”,指的是欧洲各国,“死帝国”,指的是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他要求中国国民做“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汉朝、周朝、五帝、三皇、无怀、葛天时代的野蛮人”。当时的世界只有欧洲发达国家成功地建设成了现代化国家,因此,钱玄同口中的“欧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语。他说:“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也还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所主张的“学人家”,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当时对中国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科学。例如“天演论”,例如卢梭的“主权在民”说,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说等等,他并不主张什么都学。1923年,他致函周作人说:“我们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床上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绝不应该效尤,说我们木床上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应将铁床上的臭虫捉来放在木床上也。”1925年,他又在致周作人函中说:“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指出“合理”之“欧”是少数,“不合理”之“欧”甚多,特别指出不能将西方的“臭虫”捉到中国来培养,这样,钱玄同就将自己和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提倡者严格区别了开来。 读书报:钱玄同好说过头话,好走极端。章太炎曾规劝他“立论不可太过”,鲁迅也认为他喜欢将十分说到十二分。您如何看待钱氏思想中的偏激、偏颇? 杨天石:偏激,说过头话,是五四那一代文化人的普遍现象。例如,陈独秀认为,从传统文化中找精粹,就像是从牛粪里找香水,吴稚晖主张,将线装书都扔到厕所里,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甚至主张废汉语,改用世界语,等等。这些,毛泽东曾批评为“形而上学”。“绝对化”,是应该引以为教训的。我曾经说过,有两种拉车子的方法,一种是拉着车往前走,一种是拉着车屁股往后退,我认为鲁迅、陈独秀、钱玄同他们的这种偏激、过头,是在拉着车向前进的过程里发生的偏差,这和拉着车屁股往后走不一样。这两者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读书报:将钱玄同放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个大群体里的坐标系上,您如何定位钱氏的历史地位?就钱氏一生而言,您认为其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缺陷又是什么? 杨天石:钱玄同是爱国主义者、国学大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提倡白话文;2、提倡汉字简化。一直到现在,海峡两岸都还有一些人反对汉字简化,认为简化破坏了汉字的美,我一向不赞成这种看法。文字由繁到简是发展规律。如果不简化,我们今天还要写甲骨文,写篆文,那怎么可能?3、提倡国语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的语音。4、提倡汉字注音,设计拼音方案。5、提倡标点符号。6、提倡汉字书写从左到右横行。7、提倡世界通行的公历纪元。他的那些废汉字、汉语的过头话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作用,倒是他的站在中国文化的现实土壤上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在1949年以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接受,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所接受。 在历史学、在古典文献学方面,钱玄同、顾颉刚、胡适都是疑古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成员。这个学派有疑古过甚的状况,但是,这个学派于破除对古史和古代文献的迷信,恢复若干古史、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这是要肯定的。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钱玄同对鲁迅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在那个空前沉闷的年代,鲁迅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生命在“暗暗的消去”。这时候,来了一位老朋友“金心异”,鼓励鲁迅“做点文章”,打破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于是,鲁迅答应这位“老朋友”的要求,写了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位被鲁迅称之为“金心异”的“老朋友”,就是钱玄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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