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钟声——甲午战争120周年祭(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10 中国社会科学网 魏乔记 参加讨论
一、认识日本军国主义 从历史上看，受军国主义控制的日本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日本的近代史，则几乎就是一部侵略战争史。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百年间，在军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日本穷兵黩武、杀伐征战、肆虐亚洲，侵略扩张的步伐几乎未停止过：1874年春出兵中国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入侵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与帝俄进行了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4年秋，以对德作战的名义，侵入中国的胶东半岛；1918年，借“捷克军团”事件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刚刚诞生的苏联内政；1928年，为维护其在华利益，支持中国北方军阀，阻止北伐军进军而出兵占领济南；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相继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1940年9月入侵越南；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相继侵占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各岛屿，挑起了与美国、英国、荷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战争。直至1945年在二战中惨败，这部疯狂的战车才被迫停止了运转。 纵观日本侵略战争史，有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 其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次数之多、间隔时间之短为古往今来所罕见； 其二，这些战争都是在没有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由日本主动挑起和发动的； 其三，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完全是一种疯狂心态所驱使的好战斗狠、穷凶极恶。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之处，对于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也是随意杀戮、侮辱、残害、掠夺，毫无人性可言，其狂妄与残暴度与禽兽无异,令世人震惊，更令世人不解； 其四，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日本历届政府从不言败，决不认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了，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从未认真地反省过其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地向曾经深受其害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谢过罪； 其五，日本发动的十几次侵略战争，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国或与中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永远都不应忘记。 弹指一挥间，60多年过去了。在二战中遭到惨败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能够再次死灰复燃？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 (一)东京审判留下的遗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纳粹战犯举行了纽伦堡审判，对日本甲级战犯举行了东京审判。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戈林等22名的审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东条等28名的审讯，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件国际大事，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就两个法庭的规模说，也是史无前例的。两个法庭的宪章和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侵略者，并且警告了具有侵略战争预谋的野心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首页上是这样写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美利坚合众国、中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澳大利亚联邦、加拿大、法兰西共和国、荷兰王国、新西兰、印度及菲律宾共和国 对 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烟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戶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判决 本法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宣布判决。 …… 科 刑 （十一月十二日）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十五条第四款宣判如下： 荒木贞夫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肥原贤二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桥本欣五郎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烟俊六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平沼骐一郎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广田弘毅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星野直树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板垣征四郎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木戶幸一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小矶国昭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松井石根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南次郎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武藤章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冈敬纯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大岛浩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佐藤贤了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重光葵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七年有期刑。但自审问之日算起。 岛田繁太郎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铃木贞一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二十年有期徒刑。但自审问之日算起。 东条英机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贺屋、白鸟、梅津 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缺席的贺屋、白鸟、梅津均处以无期徒刑。 现在宣布闭庭 宣判是庄严的！ 可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留下了遗憾：一些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被放过，应对侵略战争负主要责任的裕仁天皇未被追究责任。 为了说明裕仁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的天皇制。 君主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国家形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经历过这种形式。然而，只有日本的天皇制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现代，都与其它国家的君主制迴然不同。其中非常明显的一条，就是日本天皇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其它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帝王的统治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战，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而改朝换代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唯独在日本，天皇制度从形成至今，不仅始终未被废除过，而且天皇家族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天皇并不完全掌握国家统治大权，但是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未动摇过。从古至今，日本仅有一个皇室，无论是封建社会阶段，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天皇始终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尊皇思想在日本一直十分盛行，直至进入了现代社会，天皇在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目中仍然是神圣、尊贵而又神秘的。 忠君意识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尽管日本人各有各的效忠对象，但是对天皇的效忠却是绝对一致的。在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中，皇室是最高神“天照大神”的后代，因为皇统即是神统，所以忠于皇室就是诚于神祖，忠诚于现在的天皇就是忠于最早的神祖。 日本天皇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治维新”以前为古代天皇制，“明治维新”以后为近代天皇制，1945年至今为现代天皇制。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有赖于神道。在10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天皇虽然负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但并不是始终处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地位。 近代天皇制的形成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天皇时期，开展了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一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日本顺利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其它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开始，往往就是封建君主制的结束。而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的最高统治地位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皇实质上成了个日本国家的人格化象征。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就是维护国家的尊严与荣耀。日本现代政治家，大多数依然把天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日本人的大多数，则依然将忠于天皇升华到品德操守的至高境界。 “明治维新”以后，天皇进一步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控制权，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以绝对的权威凌驾于国民和军队之上。最重要的是，从此，天皇成为日本军队实际意义上的最高统帅和总指挥官。 1882年1月，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只有天皇才能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军队由天皇统率，天皇亲掌统帅大权”，并宣称“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视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胫道”。《军人敕谕》特别强调了军人对天皇的忠诚，将“忠”定为真正的大和魂，从而使“忠”成为日本国民、特别是军人最高的道德标准。 1889年，由明治天皇钦定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的第一部正规宪法。其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规定了皇位继承方法，第三条规定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之条规行使之”，第八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天皇可发布代替法律之敕令”，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当时还没有空军）。这部宪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日本军队由天皇直接统领，其它任何人、包括贵族都无权插手。这部宪法为巩固和加强天皇的统治，提供了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1893年5月，明治天皇又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战时大本营，作为战时日本军队的最高军令机关。这部条例的要点之一，就是进一步明确了天皇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 通过以上法律步骤，明治天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成为日本陆海军的大元帅。明治以后，天皇、皇室与军队已经浑然一体，日本军队与其说是国家的军队，不如说它首先是天皇的军队。1932年制定的《统帅参考》对日本军队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帝国军队不仅是国家的军队，更是皇军，这是与外国的军队完全不同的”。所谓“皇军”就是天皇的军队的简称。 近代日本历届天皇，正是依据这些法律、法令所取得的权力，在近百年时间里决策、发动并亲自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其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为害最深的侵略战争，就是日本在其第124代天皇裕仁的领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对中国、对亚洲各国及一些太平洋国家的侵略战争。天皇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统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衡量，都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负主要责任。 作恶多端的“皇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裕仁天皇这个罪魁祸首，为什么在战败后仍逍遥法外呢？天皇制为什么未被废除并延续至今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同盟国的成员国分别组成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德国战争罪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负责审判日本的战争罪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十一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和法律专家组成。审讯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终结，最后做出的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的主要部分是揭露日本计划、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秘密史实。它所依据的大量资料，如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内阁会议记录、五相会议记录，以及千余名重要证人的证词，和许多重要战争罪犯的供词，都具有极强的权威性。 审讯开始，各国代表团一致认为，为了彻底切除日本军国主义这颗战争毒瘤，首先应该弄清日本侵略政策的策划、制定者和最高决策人。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确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 完成这项工作难度其实并不很大。因为大量史料、文件、证词都明白无误地表明，日本二战期间（包括战前的准备工作）所犯战争罪行的元凶，正是天皇裕仁。 在确认裕仁战争责任的大量证据中，有份材料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它就是东久迩宫的揭发材料。 东久迩宫何许人也？他是裕仁天皇的姑父，又是皇后的叔父，是名符其实的皇亲国戚！不仅如此，东久迩宫还曾身居要职，是日本政界、军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先后出任日军第二、第四师团长，陆军航空兵总部部长，第二军司令官，防卫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的危难之际，曾担任了两个月的首相，尔后辞职。正是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对天皇罪行揭发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东久迩宫在揭发材料中有根有据地历数了裕仁一系列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如：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裕仁在御前会议上对全体大臣说：“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力争一年之内使中国成为帝国最驯服的附属国……” 如：1939年5月1 1日，日本关东军同前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裕仁在《诺门坎武装冲突之战况》上批示：“这一仗是再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为北进苏联做好一切准备。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必须在近期制定一个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地区的大致军事计划。” 又如：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两天，裕仁在接见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时说：“进攻珍珠港，是南进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对美国和英国造成一种望日军而生畏，从而丧失斗志的震慑”，“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期望，这一仗一定要震惊全世界。” 再如：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令世人惊愕不已的南京大屠杀，裕仁天皇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裕仁天皇得知侵华日军南京前线指挥官松井石根生病的消息后，立即任命皇族成员、“皇叔”朝香宫担任攻占南京部队的司令官。在南京前线，朝香宫以皇族身份凌驾一切权力之上，直接指挥了大屠杀。“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就是他签发的。攻陷南京后不久，裕仁在皇宫亲自为参加此次战役的指挥官论功行赏，尔后又单独接见松井、朝香宫、柳川，并赏给他们每人—对银制花瓶，以示嘉奖。由此可见，裕仁天皇不仅关心南京前线的战况，对日军在南京的兽行也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 东久迩官的揭发材料最后是这样说的：“在日本国，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又是陆海空三军统帅，他对十余年来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不论东久迩宫的初衷是什么，可贵的是，他讲的是实话。 大量的揭发材料还证明，裕仁天皇不仅是最大的战犯，也是侵略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仅在侵华战争中，天皇的私人财产就增加了275%。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裕仁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基本达成了共识。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在发言指出：“众所周知，天皇是日本的唯一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军队唯一的最高统帅，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不论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还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以后8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 前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将军在发言中指出：“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治机构中，天皇占据着最高统治地位，在法律形式上是国家的化身。因为日本首相和国务相是由天皇任命的，所以，内阁只对天皇起辅弼作用，一切只对天皇负责，国会无权决定。由于天皇直接指挥军队，军阀想对哪个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可以直接上奏天皇批准，内阁与议会都无权过问。至于议会，也只对天皇起协赞作用，”“以上种种，难道不应该定天皇为首要战争罪犯吗？” 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甚至包括美国军事代表团也一致认为：“裕仁天皇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出人意料的是，在研讨是否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废除还是保留日本天皇制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时，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中国、前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团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必须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度应该废除！英国代表团的意见是：“主张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对他进行起诉，以首要甲级战犯处以极刑。”但是由于英国本身实行的也是君主立宪制，所以这位代表表示“我们不主张废除天皇制”。 而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阿瑟秉承美国政府的旨意，不仅不主张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而且不同意废除天皇制。美国提出的理由似乎非常简单又非常可笑：只有天皇才能治理好战后的日本。用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格鲁的话说，“天皇是唯一能够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制的管理着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的社会。” 按理讲，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惨重，吃过日本的大亏，同裕仁是有深仇大恨的。为什么在握有对日本的生杀大权之后，竟对裕仁天皇大发善心呢？ 对于这个问题，时隔不久就有了明确答案。1948年1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罗亚尔公开声称：“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是扶植一个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不仅使日本能自立，而且要建立起十分强有力稳定的民主主义，足以面对今后远东可能会兴起的新极权主义的威胁，起到防波堤的作用”，“日本必须成为远东兵工厂”。第二年，美国占领军总部专家团团长范恩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意见书中进一步阐明：“在目前条件下，日本在远东应起美国主要同盟者的作用。日本领土应被美国作为在远东的主要陆海空军基地，美国一切都应向着这个方向准备，以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的实际同盟者。” 说穿了，美国政府之所以放裕仁一马，可谓用心良苦。经过权衡，美国当权者认为，战后在远东地区的最大敌人不再是日本，而是当时的苏联和正在蓬勃兴起的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因此，美国政府一改初衷，决定利用天皇来稳定日本，进而把经过改造的日本捆上自己的战车，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伙伴，以弥补其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不足。 为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按照美国的意图做出判决，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直接同各有关国家的最高首脑做交易，或以经济、军事援助为筹码，或以强权手段相威胁，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违心地放弃了正义的主张。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也命令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同美国代表团保持一致。 就这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九比二的表决结果，保住了裕仁一条命，保住了日本天皇制。当然，天皇应负主要战争责任，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战争责任都推到天皇一个人身上。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大大小的战犯也都难逃罪责。但是，丝毫不追究首犯的首要责任，绝对是天大的谬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别的国家本也无权干涉。但是，日本天皇制是侵略战争的重要根源，所以国际社会为了彻底铲除战争根源，实现持久和平，要求日本取消天皇制，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终究未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祸根。这样做的结果，留给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决不仅仅是遗撼！ 不能否认，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争罪犯，配合各受害国审判了一批乙级、丙级战犯，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功不可没。 战后，盟国为审判日军罪犯成立了49所法庭，进行了数年时间的调查和审理，才澄清了一部分日军所犯的罪行，惩办了一批首恶分子。 当时，中国设立了10所军事法庭。其它参加对日作战的7国设立了39所军事法庭，即荷兰12所、英国11所、澳大利亚9所、美国5所、法国l所、菲律宾1所。还有前苏联的军事法庭。 8个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军战争犯罪分子起诉共2244件，涉及人员5700名。判决的结果是：死刑984名（执行920名）；无期徒刑475名；有期徒刑2944名；无罪释放1018名；其它279名。在我国的10所军事法庭中，上海共审判116名，其中处死刑14名，处终身徒刑22名，处有期徒刑75名，无罪释放5名；广东共审判118名，其中处死刑46名，处终身徒刑1 6名，处有期徒刑39名，无罪释放17名；南京共审判24名，其中处死刑8名，处终身徒刑2名，处有期徒刑12名，无罪释放2名；汉口共审判80名，其中处死刑7名，处终身徒刑20名，处有期徒刑26名，无罪释放27名；北平共审判78名，其中处死刑31名，处终身徒刑13名，处有期徒刑31名，无罪释放3名；济南共审判19名，其中处死刑9名，处终身徒刑1名，处有期徒刑7名，无罪释放2名；徐州共审判22名，其中处死刑7名，处终身徒刑3名，处有期徒刑1 1名，无罪释放1名；太原共审判7名，其中处死刑3名，处有期徒刑4名；沈阳共审判38名；台湾审判15名，处有期徒刑15名。 以上共审判517名。其中处死刑148名，处终身徒刑81名，处有期徒刑229名，无罪释放59名。 在中国被处死的日军罪犯，著名的有原驻广东地区的日军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原驻广岛的日军第59军司令官谷寿夫中将及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还有任过23军司令官的酒井隆中将。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别有用心，除不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外，还有一大批重要的日本战犯被从轻处理，甚至被“无罪”释放，并允许们重返日本政坛。这样做实质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保留了种子。 一九五0年三月七日，麦克阿瑟为大量释放日本战犯，颁布了“宣誓出狱”办法的“第五号指令”。五月十一日，前苏联政府当即向美国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五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苏联向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严正要求。并称：“中央人民政府认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违法越权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第二次世界战争中远东同盟国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协议，不仅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治日本战犯的庄严判决，同时，这种狂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以八年血战换来的制载日本战犯的基本权利，损害中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复兴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麦克阿瑟以单方命令擅自规定提前释放日本战犯一节，绝对不予承认。同时郑重声明，美国政府对于麦克阿瑟这种违法越权行为，负有立即撤销与纠正的完全责任。”但美帝国主义不顾信义，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非法释放刑期尚未届满的战犯重光葵。随后，竟起用重光葵为日本改进党总裁，利用他煽动日本加紧重新武装。不久，日本吉田反动政府串通美国政府，将所余无几的日本战犯全部非法释放。 可以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第一代战后精英相当一部分都是原来军国主义的骨干力量。由他们来写书、教育下一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今天日本政坛活跃的这些人，他们对战争的认识是模糊的，只觉得日本是因为战争受到了原子弹的打击，是唯一一个原子弹实战受害者。他们却没有去解释为什么日本会受到原子弹的打击。这也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行，影响日益增强的历史原因之一。 今天，国际舆论关注更多的是，严重的右倾化趋势是否会重新把日本引入侵略战争的历史覆辙。这种危险确实存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日本之所以仍然盛行这种历史观，同当年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免除了一批战犯的罪责是有直接关系的。此举对日本、对亚洲、对全世界都可谓遗患无穷。 首先，由于首犯的责任未被追究，无疑整体上冲淡了日本各阶层、包括日本广大民众在内的战争责任感，混淆甚至颠倒了战争性质的是非界限。既然最高统治者无罪、最高统帅无罪，那么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无罪。至于战争的罪责，只不过是军队少数将领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流行一种“谁也没有责任”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非常荒唐，但它却真实反映了一些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看法。60多年过去了，历届日本政府至今始终都没有认真地承认过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地向受害国家谢过罪。这一切，同裕仁天皇逍遥法外有直接关系。 其次，既然天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领袖和统帅，不追究他的责任，又怎么可能根除日本军国主义呢？ 战前，日本有两百多个右翼、军国主义组织和团体，他们上下呼应、左右串联，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后，这些反动组织和团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活动，经常作祟，挑起事端。那些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们，那些老的和新生的右翼分子们，始终如一地视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野心不死，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并日渐肆无忌惮，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基本根源之一。 另外，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事实上是助长并支持鼓励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日本必胜、皇国不灭”的反动信念。战败初期，确有为数不少的日本人打心眼里并不承认日本的失败。他们说：“天皇依然存在，皇宫、靖国神社依然存在，太阳旗、‘君之代’未被禁止，怎么能说日本战败了呢？”几十年来，这种错误信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支撑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成为他们复活军国主义罪恶企图的基本依据之一。 (二)神道教：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愚弄民众的思想武器 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运动中，神道教被立为日本的国教。有的专家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的“国粹”。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这个民族精神化的中心就是神道。日本的民族文化，就是广义上的神道。 与其它宗教所不同的是，日本的神道教人为地赋予了色彩强烈的政治功能。它的产生和发展，同天皇制紧密相连。 公元4世纪，即日本形成天皇制国家之初，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巩固天皇政权，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编造了大量的神话。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日本乃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成之国”，“为世界之根本”，是由神建立的“神国”，是“神赐之国、神治之国、神佑之国”等等。后来，为了使这些神话传说具备更大的欺骗性，又给神话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形成了原始的神道。原始神道进一步完善了神话，宣扬“天上有八百万神，而天上众神的主神是天照大神”，“统治人间的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家族”。由于日本是由神建立的国家，是由神的子孙统治的国家，所以天皇理应受到全体国民的“侍奉和效忠”。“天皇的话就是神的命令……，为执行天皇命令而死者，灵魂升入天堂而成为神仙，因违逆天皇命令而死者，将被打入18层地狱，而后降生为虫蚁”，每一个日本人“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天皇”。原始神道所宣扬的同传说中的神话如出一辙，只能充分证明它们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村上重良所说：“神话是经过古代天皇制国家之手编纂的露骨的政治神话……又编造了神道的八百万神、八十万群神，而把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尊为日本的最高神”。不仅如此，“露骨的政治神话”甚至把日本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并虚拟了天皇家族的编年。许多历史学家经过深入而认真的研究后一致认为，日本“史书”关于天皇历史的记载，编造与想象的神话成分占的比重很大。只是到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时史书的记载才由神话转入现实。 至公元7世纪，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更有益于培养民众与世无争的精神，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天皇的权威，所以佛教在日本发展很快，并一度超越了神道教的地位。神道教被迫接受了“佛主神从”的观念。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神道依附佛法而生存。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维新派反对神道依附佛法，强烈主张复古神道，提高神道的地位。 明治维新运动中，日本的造神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神道教被加以修定，更加突出了对天皇的宣传。神道教配合政府，大力鼓吹“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力图使日本人相信，天皇的血统是神圣的，其政令、军令应该像神灵一样被无条件接受。从而进一步神话了天皇，巩固了天皇的统治。由于神道教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新运动后，神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被正式立为国教，称为国家神道。与此同时，按照天皇的旨意，政府开始进行“皇民教育”。根据国家神道的教典，制定并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进行国民教育的依据。其中明确规定：教育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国民“效忠天皇”，“为了与天地共存之天皇伟业，在战时奋勇作战，为天皇尽忠”。并且强调通过“敬神崇祖”来“灭私奉公”、“忠于天皇”，“一旦情势危急，当以义勇奉公，抚翼无垠无穷之皇运”。也就是说，在战争发生时，必须无条件地为天皇卖命。1940年，为了进一步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成立神祗院，再次确认神道教为国教。在神道教的教义中，又增加了“圣战”和“八纮一宇”的内容。所谓的“八纮一宇”，就是“征服世界的四面八方，置于一个屋顶之下”。换言之，就是宣扬用武力征服全世界，把世界各民族合并成一个民族，把世界各国合并成一个国家，由日本的天皇来统治。这句话本来出自一个神话故事。可是经过神道教的演绎，神话变成了日本的建国精神。从这一精神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被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方针这个角度来看，神道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所宣扬的“神国论”、“圣战论”和“八纮一宇”的主张，则被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可以说，神道教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反动宗教。 神道教从最初的原始神道，发展成为日本的国教，始终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它形成的那天起，就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最高宗旨。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授意甚至直接控制下，神道教对日本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内，它是天皇愚弄控制民众的工具，又是欺骗、驱使日本人投人“圣战”的精神鸦片；对外，它则鼓吹以实现“八纮一宇”为基调的“皇国”外交，大力宣扬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应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天皇”的“仁政”下生活。凡对此不理解、不接受的国家和民族，就要以“圣战”惩罚之。 由于神道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所以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它以替神布教的名义，把尊皇思想和军国主义的“圣战”理论注入日本人的心中，引导日本人把全部感情都聚集到天皇身上，使“报答皇恩”成为日本一切行为的准则，而“为天皇尽忠”则成为日本军人的最高荣誉。在神道教的配合下，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圣战”的旗号，一次又一次燃起侵略战争的战火。二战中，裕仁天皇就是利用神道教让千千万万的日本人甘愿为其充当炮灰的。那些被驱赶到前线的日本兵，他们头脑已经被毒害、被麻痹，变成了没有理性的狂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放火、抢掠、强奸妇女；也可以义无反顾地切腹甚至集体自杀，是因为长官训导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圣战”，是效忠天皇。 神道教使日本民族成为一个被愚弄、被毒化的民族，使日本军人成为一群丧失了正常人性和理念的狂人。 神道教造就了天皇这么一个神，却使数百万日本人变成了战争中的替死鬼。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不光彩地战败了。但是，神道教这颗毒瘤却同天皇制一样，未被根除。60多年来，神道教虽然曾经失去过国教的地位，也曾经受到过限制，但它的毒素从未停止过扩散。 战后的几届日本政府，之所以从未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认过罪，除了天皇制存在以外，还因为他们所信奉的仍然是神道教所宣扬的皇国史观、神国论、圣战说。既然是“圣战”，当然无罪可认。 令人吃惊的是，日本前任首相森喜朗在任期间，竟然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核心的神的国家”，重唱“皇国史观”、“神国论”老调。森喜朗此番话所反映的信息非常重要：日本政府、最起码是日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至今仍信守神道教所宣扬的“神国论”。从思想体系上讲，现政府的当权者同他们的历届前辈并无根本的区别！ 更令人深思和不安的，是多年来围绕着靖国神社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神社原是神道祭神的地方。1869年为祭奠在国内战争中阵亡的人士，改建为“东京招魂社”。明治维新运动后，神道教被确立为日本国教，“招魂社”也于明治12年(1879)改称靖国神社。明治天皇发布文告把战死的军人美化为“军神”，为他们在神社安放牌位，定期进行祭祀和参拜。靖国神社开始由政府拨给经费，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和保护，并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神社在日本各地都有，其中东京的靖国神社规模最大，规格也最高。后来，在历次侵略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官兵亡灵祭奠活动也在这里进行。很明显，从建立之初，靖国神社同日本军国主义就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主义利用靖国神社鼓吹孝忠天皇，煽动为天皇卖命的极端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实质上，靖国神社早已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宣传阵地。日本政府每年都要强制国民参拜靖国神社。天皇本人或天皇的使者，每年春、秋的两次大祭都亲自参拜并致祭词。 战后，由于靖国神社在宣扬军国主义精神方面做得过于露骨，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取缔日本神道。但是，由于军国主义未被根除，神道教只是沉寂了很短时间，便又死灰复燃。作为神道教基本设施的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的对象和所宣扬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有日本政府要员参与的各种参拜活动也一直未断。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1978年10月，日本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当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塞进靖国神社。这些千古罪人竟然变成了日本人永远供奉的“神”。从此，靖国神社不再仅仅是祭奠亡灵的地方，它已变成了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势力利用神道教为侵略战争翻案，和向日本的青年一代宣扬、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阵地。 把血腥的侵略战争当作“伟业”歌颂，把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当作“英灵”供奉，靖国神社已经不是普通的宗教场所，而是地地道道的“战争神社”。 靖国神社的香火常年不断，而每逢8月15日这一天更是热闹非凡。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不会忘记，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了“投降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降。从此，8月15日成为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欢庆胜利、纪念解放的节日。在日本，这一天本应成为检讨历史、总结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的警示日。遗憾的是事实与此完全相反：每年8月15日都要上演日本政界要人带头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向为邻国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反对，从而成为极其敏感的事情。日本战后曾有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参拜方式却千奇百怪，不断翻新，他们究竟怕什么呢？ 东久迩宮、吉田茂、岸信介、池田、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首相，在战后都参拜过靖国神社。安倍晋三上次担任首相期间虽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是2007年4月21日至23日的例行大祭，安倍晋三曾自掏腰包支付了5万日元“真榊费”。“真榊”即杨桐树，高约2米，木牌上书“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摆放在主殿右侧的台阶上。上次现职总理大臣供奉真榊是20年前的中曾根康弘。 2013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武道馆内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战殁者遗属等近6000人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天的仪式上进行了致辞： “在战殁者牺牲宝贵生命的基础上，才有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将谦虚地面对历史，将应汲取的教训铭记于心，为国家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于此番表态，日本媒体指出，近代历任首相均对日本曾给亚洲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表达了反省之意。而且安倍于2007年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时还曾在当年的仪式上表达了“深刻反省和哀悼”，但安倍此次却只字未提。人们只要稍做思考，就可以理会出安倍致词中的“我们将谦虚地面对历史，将应汲取的教训铭记于心”，是一句双关语。其中暗含的真实意义，是对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不服气，是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决心！ 15日，安倍内阁中的几位成员分别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此外，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会组织“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成员大约90人也于当天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近来，从日本政坛高层频频发表右翼言论，到日本保守派政客“拜鬼”成风，充分显示出日本政坛右倾化带动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日益活跃，令日本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右转”趋势。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指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日本部分政客时至今日还要借亡灵为自己今天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日本政府最高首脑亲自为昔日的战争罪犯招魂，就等于代表日本政府亮明了态度：根本就不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此举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愤怒谴责。可是，日本政府却无动于衷，依然我行我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内阁要员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00年8月15日，前往参拜的日本内阁成员竟成10人之多！时任 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这件事上态度更明确，上任不久就公开表示：“为了表示对战争牺牲者的敬意，（我）要作为总理大臣去参拜。” 我们不仿看看德国是如何对待战争罪犯这个问题的：当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后，将被执行死刑的纳粹战犯的尸体，深夜里运到秘密地点埋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他们的埋葬地日后成为极端分子的朝觐之地。不仅在德国，逃到其它国家的纳粹战犯死去以后，他们的埋葬地也是不公开的。 对比之下，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对待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言行，既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示威。 种种迹象表明，神道教经过几十年的复苏，已经重新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最为危险的是，信奉神道教的日本右翼势力在掌握国家机器、决定国家政策的日本政界中占据着许多要职，势力十分强大。他们一直在努力，试图恢复神道教的国教地位。日本最大的政党之一自民党内部，甚至出现了鼓吹神道教是日本政治的核心和政权的基础的论调。众所周知，神道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自民党内的这种论调，实质上是在鼓吹恢复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只不过是变了一种说法而已。 不论神道教能否再次成为日本的国教，有一点可以肯定：神道教将影响日本的未来。 (三)武士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扭曲人性的异教邪说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液”中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毒素，便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据史书记载，古代的日本曾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内战连年不断。当时，为了征战和维护统治的需要，日本上层社会中，从将军到庄园主都大量蓄养私人武装力量——私兵，也称武士。武士从存在的那天起，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靠征战、杀人而生存的。最初的武士是一支军事力量，在征战中地位日益提高。按当时日本社会等级的分级，武士居“四民”（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首。在武士阶级内部也不是平等的，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其中家臣武士是统治者的亲信，地位最高，享有佩刀的特权。其它“三民”在路上遇见武士必须脱帽致敬并让路。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对他不够尊重，可以迫使其下跪，甚至有权格杀勿论。尽管武士的生命没有保证，但是由于统治者需要他们，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高于平民。随着武士队伍不断扩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阶级——以战争为职业，专门从事征伐杀戮的武士阶级。至12世纪，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身也发展壮大起来了的武士阶级逐步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并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幕府”。而“幕府”的首脑，则是武士出身的大将军。 伴随着武士阶级的发展壮大，产生了为其服务的武士文化。武士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武士道。作为武士阶级精神和文化集中表现的武士道，在其形成的初期阶段，吸收了源自中国的佛教、儒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的某些道德规范，有善与恶的两重性。武士道的内容包括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名誉等。从字面上看似乎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武士阶级所依附的幕府政治的腐败和残暴，由于武士阶级所从事的是充满血腥的职业，使武士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扭曲并畸形发展，逐步“弃善从恶”而成为“暴虐之道”。武士道特别注重的信、义、勇三条准则，用白话可以解释为忠于天皇、崇尚武力和冒险、勇于献身。这就是武士道精神的基本内容。武士严格遵循武士道行事，以至于武士道对他们的约束作用，远在法律和道德之上。由于武士道迎合了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因而日本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利用武士道来维护政权，同时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把向国民灌输武士道精神作为治国之本。 明治维新以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武士阶级及其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并没有消亡，武士道精神更为以“富国强兵”为基本国策的新统治者所推崇。为了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统治者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更需要用武土道精神去毒化军人的头脑，激励军队的“斗志”。在这样的前提下，武士道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武土道精神的宣扬和灌输，则进一步实现了全民化、社会化。不同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武士道带有了明显的法西斯色彩，并成为法西斯化的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 值得一提的是，天皇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总代表，更是武士道的信徒。那个在二战中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裕仁天皇，就是在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裕仁的老师乃木希典是一个忠实而狂热的武士道卫道士和力行者，被尊为日本陆军的“军神”。在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驱使两个儿子当敢死队而先后战死。明治天皇死后，他为了表示忠诚竟切腹自尽，为明治殉葬了。正是由于乃木对皇室的忠诚和对武土道的崇尚，使明治天皇看中了他，并授予他特殊的使命——培养皇室继承人、皇孙裕仁。乃木欣然受命，并决心将裕仁培养成一个真正的武士。除了必要的文化知识以外，乃木对裕仁进行了系统而又严格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裕仁的幼年教育完全是在军事化的环境下完成的，武士道精神在他的头脑中扎了根，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裕仁从小就着军服，12岁时就被授予陆海军少尉军衔，而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直至日本军队的最高军衔“大元帅”。 在这样的老师培养教育下，裕仁理所当然地成为武士道的忠实信徒。在他执政期，比他的前辈更加注重推广武士道精神，终于把日本变成了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 美国著名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棒着美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菊花与刀剑”，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恰当的比喻呀！ 对日本民族的民族性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畸变。促成这种畸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武士道精神所起的作用。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言，由于长期强行灌输的结果，武土道精神已经成为左右其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基本因素。在这种基因的作用下，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性中善与恶这对矛盾的两个极端的统一：在家庭里，面对长辈是孝子，在妻子儿女面前他们也是充满柔情的丈夫和父亲；但是，一旦他们作为侵略者踏上别国的领土，马上就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野兽，人类文明的规则和起码的道德标准，对他们再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武士道精神毒素的作用下，人性被完全扭曲了。他们暴虐乖戾的疯狂表现令世人震惊，哪怕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人性和善心。在侵华战争中，日军疯狂推行“三光”政策，甚至以杀人放火取乐，视杀的人多为荣。这种完全背离人性的兽行，在侵华日军各部队非常普遍，可谓司空见惯。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他们的铁蹄践踏过的所有地方，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 这里仅举几例。1937年9月9日至10月9日短短30天里，日军就连续血洗了阳高、天镇、左云、灵邱、翔县、宁武、原平等7个县城，屠杀了1. 6万名无辜百姓，烧毁了数万间民房，遭受淫掠者不计其数；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仅晋察冀边区的几个县，就有4万多群众在日军的“扫荡”中被残杀；1943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制造了阜平县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残杀我解放区群众无数，有的村庄基本被杀光、被烧平；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8年间，我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这7个抗日根据地，在日寇多次血腥扫荡中，共有318万人被残杀，276万人被掠走；日军在其占领区内还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以矿山为例，众多的中国劳工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被日本工头强行驱使进行超负荷劳作，而一旦生病或体力不支，就被扔进山沟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万人坑”。这样的“万人坑”已发现的就有88处，死难者至少70万人以上。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 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更是武士道精神支撑下的日本军队犯下的大罪。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时至今不肯承认。一些右翼分子甚至公开否认，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谎言”。既然中国人提供的事实是“谎言”，那么亲历过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所提供的情况呢？ 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紫金山下》的通讯，其中有这的描述：“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举行杀人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谁就赢得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已杀106人，野田已杀了105人。俩人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他俩虽都超过了100人的记录，但无法断定谁先杀了100人，俩人同意不以100人为标准，而以150人为标准……”(两个杀人恶魔战后被定为战犯，于1948年12月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日本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也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并记下了一些所见所闻：“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极其凄惨的大屠杀。俘虏们在25米高的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枪挺着刺刀，齐声大吼，冲着俘虏们的腰部或胸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发，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浑身战栗。” 亲历过大屠杀的日军陆军下士原利一关在笔记中写道：“第一大队俘虏了1.3万多名中国士兵，12月17日或18日，从午后开始，将中国人反绑起来连成一串，押送到江边上，本来说是要押送到岛上，可突然下达了射击的命令。枪杀大约持续了一小时，结果形成了尸山。”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将亲自收集到的确凿证据，真实而又不带偏见的公诸于世。他于1938年3月，编著了《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罪行》一书。称南京大屠杀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记述道：“日军进城之后的两天之内，连续不断地屠杀，经常大规模的劫掠、屠杀、奸淫妇女，外侨目睹了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12月1 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天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有1000人。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在继续，整个南京城大火蔓延……”。 遍数日军侵华战争中针对非军事目标和平民所犯罪行，可归纳为几个字；一是烧，二是杀，三是淫，四是抢，五是抓，六是毒。将这六个字概括为两个字的话，只有“兽行”最为恰当！ 血的事实证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具破坏力的军队之一。这一点，己为世界所公认。也可以说，武士道是一种反人类的助纣为虐的异教邪说。对此，世人也已达成共识。 孝忠天皇，也就是所谓的“尊皇”思想，始终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容。在“尊皇”思想的作用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视天皇为神，自己是“神兵”，天皇的命令是“神谕”，执行“神谕”则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受这种变态心理的主使，除了“神谕”之外，他们可以无视任何人间法度，也可以随意践踏正常的人性尊严。日本军国主义种种非人道、反人道行为，都是以“尊皇”为思想基础的。历代日本统治阶级都无一例外的注重利用“尊皇”思想，去愚化、控制国民，引导国民当“顺民”，听从他们的驱使。在历次作战中丧生的几百万日军官兵，都是“尊皇”思想的牺牲品， 武士道虽然披着宗教外衣，却有着非常明确而又非常坚定的政治主张——拥护并积极推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政策。 “富国强兵”的口号，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来的，并很快成为当时的基本国策。从字面上看“富国”在“强兵”之前，但在当时日本统治者的心目中，这两个词的排列顺序正好相反。由于他们怀着以日本为中心，以武力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所以特别强调“强兵”乃“富国”之本，极力主张把日本国策的根本放在“强兵”上，走“强兵富国”之路——集中财力建设强大的军队，并依靠强大的军队使用武力侵占、掠夺它国的领土和财富，使日本富强起来。为了“强兵”，明治政府对旧的封建武装力量进行了改革，并不断加以扩充，使之成为强大的天皇制军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子越迈越大，“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很快演变为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就是坚持把军事力量建设放到国家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它各行各业都要围绕并服从军事建设和侵略战争的需要。而武士道以“尚武”为主旨，以建立“武国”为政治信条，以穷兵黩武为荣耀，因此对“强兵富国”的军国主义政策推崇备至。所有武士道的忠诚信徒，无一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是同义词。从另一方面讲，军国主义在日本之所能够占有统治地位，武士道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长期以来，“强兵富国”的军国主义政策被历代日本统治者作为强国之本而代代传承。而日本国社会的资本积累，大部分是靠“强兵”武力掠夺而实现的。自明治维新至1945年战败，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在侵略战争的硝烟中连续征战80年之久，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从精神层面上讲，就是由于“强兵富国”的观念在支持着他们。而从物质方面来讲，则是靠不断掠夺支撑国力。 二战以后，武士道精神的幽灵并没有消散。大批战争罪犯被无罪释放，更大数量的中下级军官侥幸在战争中保全了性命，被战胜国遣送回国。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武士道的信徒。残酷的战争实践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清醒了过来，但是许多人却由于中毒太深而执迷不悟。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岸信介之类，都是狂热而顽固的武士道信徒。他们不可能改变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更不可能放弃“大东亚共荣”的美梦。由这些人执政的日本，是不可能放弃“强兵富国”的军国主义政策的。战后仅仅几十年时间，日本已经再次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并重新成为军事大国，不断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今天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仍然占有广阔的市场。它已被深深刻在了许多日本人的心灵上，溶入了日本民族文化和传统之中。在新一代日本人中，有不少人已经受到了武土道潜移默化的影响。每年8月15日发生在靖国神社的闹剧中，不仅有政界要人、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也有不少被毒化的年青人。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日本新一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武士道精神新的传人。 武士道精神的阴魂正在重新笼罩日本列岛。 (四)岛国忧患意识：军国主义滋生的温床,民族主义膨胀的土壤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自身特点。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习俗以及不同的心理和性格等等。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这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日本民族也不例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位于亚洲大陆东侧的太平洋，由从东北向西南呈弧状排列的本洲、九洲、四国、北海道4个大岛和数千个小岛组成，总称日本列岛。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在这种孤悬于大海波涛之中的岛国环境中休养、生息、繁衍。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无不深深刻上了岛国的烙印。这种烙印，就是所谓的“岛国忧患意识”。 “岛国忧患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我们不妨对它进行一番具体分析。 首先，是狭小生存空间的影响。 中国人经常称日本为“小日本”，这里面除了感情因素之外，讲的也是实话。 从地球仪上看，日本仅是太平洋上一些散乱的岛屿，总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前苏联的1/60，中国的1/26，美国的1/24。不仅如此，就在这片有限的国土上，山地和丘陵横贯岛中央一线，将日本划分为两个斜面，其面积占据了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四。而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的平原和低地只占五分之一。日本领土狭长，南北长约2000公里，宽一般为150至200公里，最窄处仅70公里。据日本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总人口已达1. 2亿多，位居世界第七。与国土面积相比较，其人口密度是很高的。况且，日本人多数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带，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呈现拥挤状态。据统计，阪神、京滨、名古屋、北九洲4大工业区的工业总产值，占日本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5%，20万人以上的城市96个，100万人以上的城市9个。因此，无论从绝对面积来说，还是就相对面积而言，日本都不算大。 日本是亚洲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一。资本主义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现代化的都市越建越多。对于日本来讲，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本来就狭小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拥挤。 狭小的国土同日本神话中关于“神国”的传说相互矛盾。“神国”当然应该是大国。整个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始终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所激励着，始终在做着“大国”梦。 其次，是贫乏的自然资源的制约。狭小的面积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日本的自然资源除了风力、水力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以外，其它的资源都非常匮乏。在日本的矿产资源统计表中，水银、石墨、萤石、石膏等多种矿种根本就未被列入，因为这些矿藏在日本基本没有。其它矿产资源的储量也不算大，因此，日本绝大部分矿产资源都要靠进口。而且，现代工业生产需求量越大的矿产资源，进口量也越大。以被称为现代工业“血液”的石油为例，日本己探明的石油储量仅有820万吨，仅占世界总储量的0.006%，日本基本上百分之百地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依赖性石油消费国。日本自己公布的数字，表明了其主要矿产资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锌矿石90%，铅矿石87.7%， 铜矿石95.8%，天然气90. 9%，石油99%，铁矿石99.6%，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铝矿石100%。 日本是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矿物资源的需求量极大，而日本自身的矿物资源非常有限。这种需求量与实际储存量的巨大差距，对日本是一种极大的制约。而且，工业越发展，这种制约作用越明显。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需进口原料的绝大部分（90%以上）都要靠海上运输。长期以来，海运一直是日本进口原料的主要方式。而且，日本进口原料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所以其海运的四分之三集中在日本——琉球——南海——马六甲海峡——波斯湾这条航线上。这条航线一直被日本视为生命线。确实如此，这条航线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盛衰乃至存亡。海上远洋运输的安全系数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且不说台风、巨浪等自然气候的影响，一旦战争爆发或与相关国家发生争端，海运航线是很容易被卡死的。而生命线被卡死，将给日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多年以来，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矿产资源的缺乏始终是日本人的一块心病。 另外，还有残酷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的威胁。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日本列岛所处的位置正是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接带。每当大陆架相互冲击发生震动时，就会波及日本列岛的某处，引发或大或小的地震。据日本提供的地震资料显示，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发生地震达75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人体可察觉的有感地震，震感比较明显的约300次，基本上平均每天一次。地震严重影响、干扰了日本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大的地震则经常给日本造成灾难。发生于1923年的大地震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和大火，仅在东京就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横滨及其附近地区也有大约3万7千人死伤，城镇基本成为一片废墟。仅近几十年来，日本所发生的较大的地震就为数不少，如：发生于1946年的南海大地震、1948年的福田地震、1952年的十胜冲地震、1965年起野县北部持续了多年的地震、1978年宫城县近海发生的震级为7. 4级的强烈地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的大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海啸等等。这些地震，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有的还使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部门一度陷于瘫痪。2011年地震和海啸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是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在日本“谈震色变”者大有人在。 火山喷发是对日本影响较大的另一种自然灾害。据专家统计，日本共有7条火山带，大大小小160余座火山遍布全国，仅活火山就有50余座。日本列岛的总面积虽然占地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但其火山数却占世界火山数的十分之一。火山的频频喷发，给日本造成了一次次灾难。1783年，日本浅间火山大喷发，死亡2000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火山喷发导致气候变化，致使许多地区农田无法耕种，被饿死的人很多，史称“天明大饥谨”。浅间火山喷发十分频繁，至1965年就已喷发了400多次。其余的活火山也经常喷发。火山喷发时喷出的大量火山灰，降落下来往往要覆盖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使农田和农作物受到很大破坏。 日本的火灾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厉害。火灾的起因有自然原因，如地震、火山喷发引起的大火，也有人为的原因。如用火不慎、漏电和故意放火等等。由于日本人居住的比较集中，大城市人口过于稠密，加之建筑物多为木质结构，往往一场小火引发大火灾，而造成惨重的伤亡和巨大的损失。而战争原因引发的火灾，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除了直接杀伤破坏作用之外，引发的东京大火几乎将东京变为一片废墟！ 总之,被太平洋环抱的日本列岛，尽管四季风光明媚、风景如画，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天灾大国。除了上面提到的地震、火山喷发、火灾之外，日本人还要经常饱受台风、大雨、洪水、雪害、山崩等各种天灾的折磨。天灾的肆虐，使日本列岛就像漂浮于太平洋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被掀翻沉没的危险。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使日本人世世代代、年年月月都生活在危急之中，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影响。由于常常陷入生存困境，总是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态，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忧患、焦虑为特征的意识，即所谓的“岛国忧患意识”。 在日本很流行用“丸”字，例如一些船舶，无论吨位大小都常称之为“丸”。这应该也是狭小、恶劣生存环境对日本人的心理影响所致。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作家小松佐京依据完全虚构的故事，创作了小说《日本沉没》。小说在日本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很快又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作品的大意是：日本列岛在一次地壳变化中遭受了地震、海啸、大火等各种灾难，尽管全国上下想尽了种种办法，动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但仍然无力战胜灭顶之灾。最后，日本列岛整个沉入了海底，从太平洋上消失了。故事的结尾很悲凉，但也非常耐人寻味：日本国沉没了，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少数日本人被转移到其它国家。这是一部构思奇特的灾难作品，也只有日本人能构思出这样的灾难。作家的创作灵感，很可能就源自于日本独特的生存环境，或者说是日本民族所特有的“岛国忧患意识”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反映。不管作家的初衷如何，但其作品中所渲染的恐怖场面和可悲结局，不仅表露了日本民族的“岛国忧患意识”，而且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日本人对改换、扩大生存环境的渴求。也许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此，但从其作品的实际效果看，似乎含有这样的暗示：到大陆去，到其它国家去，这才是日本民族唯一的生路！ 类似《日本沉没》这种灾难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日本并不少见。这种文化现象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岛国忧患意识”在日本社会中存在之广，影响之深。“岛国忧患意识”对日本民族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作用。它一方面激励、培养了日本民族坚韧、勤奋、刻苦、团结的优良品质，同时也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日本历代统治阶级和右翼思想家们，正是利用了日本民族“岛国忧患意识”这一心理症结，运用神国论、神道教等反动的思想加以刻意的宣染、熏陶、熔炼，从而促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当然，地理和环境因素决定不了国家性质，领土狭小和资源短缺也绝不应该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和借口。世界上与日本地理位置相似、环境更恶劣的国家不止一个。所以，我们也不能把领土狭小、资源短缺、环境恶劣等自然因素，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唯一根源。 日本民族渴望改善生存环境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反动统治阶级数百年来，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始终信守荒谬的“神国论”，一直在做着统治世界的“大国梦”。这样，狭小的领土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就同其狂妄的野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日本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右翼思想家们认为：日本这样小的岛国，只有向外扩展空间、获取资源，只有跨过海洋登上陆地成为“大陆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实现了这一点，就具备了完成“八纮一宇”大业的基础。这一荒谬而狂妄的理论不仅成为军国主义的信条，而且欺骗、愚弄了日本人民。 这一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并依此制定了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所包含的，是日益膨胀的领土野心。最早把这种领土野心明确化并付诸实施的，是武士出身的大军阀丰臣秀吉。此人于 16世纪90年代初，就制定了“征韩伐明（中国明朝）”、“三国归一”的皇国战略，梦想通过侵略战争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封建大帝国。早在1577年，他就对天皇表露说：“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第二年又扬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也。”自1592年4月至1598年8月，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封建领主集团，先后两次发动以实现“三国为一”野心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在朝鲜军民和中国明朝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均遭到了彻底失败。 丰臣秀吉的野心虽然未能得逞，他规划的“征韩伐明”、“三国归一”的皇国战略思想和侵略扩张政策，却对日本后世的当权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致使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步丰臣秀吉之后尘的，是佐滕信渊。他不仅狂热崇拜丰臣秀吉，并且将皇国战略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在“三国为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皇国中心论”，狂言要使“世界悉为郡县，万国之君皆为臣仆。”根据这一思想，佐滕制定了先行占领满洲，尔后夺取北京和南京，再图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战略规划。这个疯狂的战略规划，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逐步付诸实践的蓝图。 继佐滕信渊之后的吉田松阴，进一步完善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理论。在鼓吹“尊皇”，树立天皇威信的同时，吉田明确提出：“为今之计，如能和好牵制二虏（指美国和俄国），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亚，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为了宣扬这一套荒谬无耻而又狂妄至极的侵略扩张理论，吉田松阴开设了私塾，广授门徒。日后，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罪魁祸首的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而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则是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阐述了大陆政策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实施的具体规划。田中义一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东北地区作过战。他积极鼓吹日本应发展成“大陆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于1 927年出任首相。上台不久，田中便准备推行积极侵华的方针，并于当年7月拟定了题为《帝国的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上呈天皇。田中在奏折中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它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对我侵犯。”田中还在奏折中提出：“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他所说的满蒙，即我国的东北地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就是首先占有我国的东北，而后占领全中国，实现“大陆国家”的梦想。这个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大陆政策，成为日本自明治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内，历届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 为了鼓惑、欺骗民众为“圣战”卖命，日本统治阶级可谓费尽了心机。它们操纵并利用神道教、武士道和教育、宣传、文化等机构和工具，抓住日本民族“岛国忧患意识”这一心理弱点，无限夸张地渲染民族生存危机，鼓吹大陆政策。他们力图使日本民众相信，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生存，是出于“自卫”而战。这种带有明显的军国主义特征的“侵略有理”论，很容易被渴望改换生存环境，并为“神国论”所迷惑的日本民族所接受，且很容易煽动起一种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奉并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寰极，终古不变”“万世一系”的君主；二是坚持“大和民族优秀论”，认为大和民族是“天之子孙”，居于“神州”，比世界其它任何民族都优秀；三是坚持日本民族文化优秀论，认为日本文化优于其它民族文化。恶性发展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武士道的许多主张有相似、相近之处，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极端民族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民众之所以很容易被军国主义所欺骗和利用，与这个民族普遍存在以“岛国忧患意识”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关系。 战后6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大国。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是当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日本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先天不足”，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日本狭小的国土显得更加拥挤，资源短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日本人，其传统的、以“神国论”为根基的民族优越感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突出。同时，潜伏于日本人心理上的“岛国忧患意识”也必将有所增强。 基于此，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武士道精神、反动的右翼势力，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这一切，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死灰复燃，并迅速重新崛起的温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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