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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汉简反映了汉初大量搜书的成果(9)


    朱凤瀚:我们推测《赵正书》的抄写年代大概就在汉武帝后期,它的抄成时间不好说,其成文的时间就更不好说了。《赵正书》的出现并不能否定《史记》记载的内容,司马迁当时写《史记》也是看了很多典籍,这些典籍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就是说,当时在社会上同时流传着好几种版本。我只能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要太简单了,不是谁说了一个什么东西记载下来就是史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只凭《史记》的记载和《赵正书》的内容在里面做裁判,现在还做不到揭示真相,我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看出记录历史的史书的多样化,另外就是史观的多样化。
    李零: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兼存异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希腊人和波斯人讲的就不一样,有时并不是要判断哪方说得对,而是把这些留下来,让后人慢慢去研究,这就够了。
    朱凤瀚:当时,史官也好,写史书的人也好,他们对同一事有不同立场与态度。
    李零: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历史真相并不能有好多个,但讨论是可以有好多种。
    朱凤瀚:我们讨论的目的,就是在追求历史真相。但是过程一定是复杂的,而且研究者要“复杂”一点,对过去记述历史的记述文本反映出来的问题要清楚。
    文汇报:整理北大汉简的过程中,我们在简册制度上有无新的发现?
    朱凤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现,跟汉简也有关系。我们在整理秦简时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孙沛阳发现了简背划痕,再反过来观察汉简,其背后也都有这样的划痕,这一发现意义很重要。
    北大汉简从《老子》开始就公布了简背划痕的考古绘图,这些划痕是非常细和浅的斜线,一般是从左上角往右下角斜画。一种说法是,划痕是用来做记号的,因为简牍容易散,划痕是为了便于简的重新编连。还有一种说法是,最初就在一根竹筒上划了一道痕,竹筒做成竹简用的竹条后,按照印痕顺序复原起来,以使竹简的平缓程度完全一样。等将来材料增多,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深入的研讨。这是简牍制度上的一个发现。
    简牍制度涉及简的制作、抄写,也涉及简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现在在《苍颉篇》《老子》上发现了同种情况,就是两枚简中间如果按照划痕顺序会缺一根竹条,但简的内容完全连得上,这就增加了先写后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先写后编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简写错被抽掉了。但也有些例子支持先编后写,有待再研究。这些简牍制度都是这几年研究发现的。
    记者 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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