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32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刘文鹏 参加讨论
汉族的支持对清朝更为重要 清朝在“内陆亚洲”的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相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汉族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没有从中原、江南等地获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内陆亚洲”建立霸权。 雍正年间，清朝一直秘密筹备在西北与准部进行决战，这也是军机处成立的最初目的。雍正皇帝为筹备西北战事到底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乾隆时期，清朝击败准部、回部的战争，共花费2000多万两银子。乾隆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这种财政支出与雍正时期在西北地区的耗费相比，已节省很多。 因此，满洲人的战争是依靠其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战争的长期性和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中国南方各地的敌对势力、取得统治权后，在具备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展开与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张勉治指出，乾隆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战事的背景，在南方获得诸多盐商的资金报效，这些资金被用于西北战事。在整个18世纪，清朝从内地获得的资金，仅捐纳一项就不下1000万两白银。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经济支持，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难以实现的。满洲人与汉族的联盟，并得到内地的支持，才是其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并不存在统一的“内陆亚洲” 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再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他们对“内陆亚洲”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对其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有确切政治意义的“内陆亚洲”。罗友枝等人强调的“内陆亚洲”特性，主要着眼于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这是这些民族获得政治认同的基础，就像乾隆皇帝被视为很多象征：满蒙的大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汉族的皇帝等等。乾隆甚至在平定回部后，娶了和卓家族的一位女子作为妃子（容妃），希望以此获得回部的认同。但是，正如欧立德、米华健所说，清朝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伊斯兰教众认同的方法，满洲人对穆斯林的统治并不成功。这个例子也说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内陆亚洲”，满、蒙、藏、维、哈萨克、布鲁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价值取向，满洲人甚至无法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认同。 “新清史”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意识形态的满洲形象，并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完全不同于汉族的儒家文化。然而，在满洲人的文化中，哪些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呢？是罗友枝所说的满洲礼仪、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张勉治所说的“勤政”、“忠诚”、“勇敢”、“满洲至上”？我们知道，满洲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学习和利用，他们总是通过勤奋地学习，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在每个民族的信仰中占据制高点。 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洲人从入关平定中原到征服内亚，其战争是靠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按照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观点，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民族属于农耕和游牧以外的第三类民族，其经济生活方式兼有狩猎、采集和农耕。而且巴菲尔德指出，这里的民族总是在农业、游牧两种政权互相削弱、同时衰落的时候，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的联盟，乘机入主中原，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1761年，在彻底征服准噶尔蒙古后，清军在格登山立碑而返，之前乾隆帝还坚决拒绝了哈萨克、布鲁特等要求归化于清朝的请求，满洲人对内陆亚洲地区并没有更大的兴趣。 因此，“内陆亚洲”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当地各个民族也没有统一的特性和价值取向。 “内陆亚洲”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审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更加全方位地理解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的局限。然而，汉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力量，这种客观史实当然不能被忽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清代驿站与驿传系统研究”（13XNJ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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