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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明的形成与本土化选择(2)


    
    农业多样化各有不同
    如果说小麦的种植显示的是早期文明中的“跨文化”共同性,那么农业多样化的拓展则显示了不同文明的不同选择。对果树类经济的发展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利用和投入。因为不同于一年生的禾本科谷物,大部分果树类需要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成。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直接决定着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在尼罗河流域自然是亚麻,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羊毛制品和棉花,而在中国是大麻和丝织品。
    在《诗经》所载的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桑林、桑田,也有广泛种植在住宅旁和园圃中的桑,当时的蚕桑生产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对于蚕桑的管理也与中国丝织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诗经·七月》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说明蚕已在室内饲养。“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则是采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正可以说明种桑范围之广。
    农业多样化对于文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至少说明当时对土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为了生业而扩展到了手工业生产,这也是后来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前奏。也就是说,所谓的农业精细化其实在几大文明中反而是一个特例。傅稻镰认为,中国、埃及、印度河流域等地区农业多元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接近。言外之意,过去根据两河地区研究所获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关结论和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的文明,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都有各自发展农业以应对不同社会需求的途径。
    众所周知,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世界上许多其他文明拥有的特征也在古代中国发展了起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化、宫殿建筑、神庙、冶金术、书写体系和制度化的社会阶层。然而,一些特点在各个文明之间只是表面上相似,当对每一个属性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这些文明之间的显著不同。比如,在古代中国,青铜冶金术是通过礼器与兵器的形式同政治产生联系的,而与农业生产无关,我们的农业生产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石质工具。也就是说,冶金术并没有用在提高农业的产量上,这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为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文明产生伴随着灌溉系统的建立、金属工具在农业上的使用。他们最初使用文字是为了促进经济交换,而中国的甲骨文更多是用来占卜。
    其实,在考古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一直强调城市、文字、国家、大型纪念性建筑、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冶金术、商品贸易、手工业专业化等标志性特征,很多地区由于缺乏这些特征而被认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伦敦大学教授罗兰认为,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大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在全球视野下,不同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事实上,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或许加拿大考古学家崔格尔在他的《理解早期文明》一书中所强调的依然有现实意义。他说:在阐释早期文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时,必须考虑更广泛范围内的诸多因素,而不是套用什么流行理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