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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入海或飞龙在天: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海权与空权之论争


    1875年分别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中国决策层曾发生了一场有关海防与塞防孰优的著名论争,直接影响了清帝国晚期的国防战略走向。鲜为人知的是,在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图存的使命驱动下就我国应该优先建设海权还是空权的问题也掀起了一场学术层面的思想论争,对当时抗战建国舆情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构成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陷入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境地。随后,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成为其时中国毫无疑义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语境,而在知识界有关抗战建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讨中,“抗战必先建国,建国必先建军”成为他们的普遍共识逻辑。国联在调停九?一八事变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和调停失败的残酷现实,使得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开始主导国人对民族生存如何维系,国家繁荣如何取得的思考。九?一八事变前知识界持有的依靠国际制度与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理想主义观念也随之破灭,进而他们达成唯有自强方能求生存,求发展的共识。如何建设一个强大、高效而能顺应时代趋势的国防体系,便成为该时期中国知识界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
    其时在知识界关于如何建设强大国防的思考中,除保留必要的传统陆权之外,分别以海军和空军为核心内核的海权和空权建设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建军倡议的重要内容选择。然而,鉴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防资源的可得性和稀缺性,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计,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我国只能选择一个最具价值、最具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一方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考虑到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各自的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差异,他们围绕着究竟优先发展空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的问题上,归根到底,即为哪方的优先建设更有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繁荣问题上产生了路径分歧,由此才引发了这场思想层面的大论争。
    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围绕着二者中,哪方更符合历史演进的时代趋势、哪方战时具有更大的军事价值、哪方平时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哪方的建设具有更为理想的成本收益比等四个维度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场有关中国军备建设应该优海还是优空的论争中,除少数极端主义者的立论带有排斥其它军种的色彩外,双方参与论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有的是海陆空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军备观念,尤其是对海空协同作战的必要性予以认可,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建设的优先次序上。
    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几乎垄断着报刊、杂志、讲台、公众演讲、报告以及学术协会(如航空建设协会、海军协会等)等重要的思想与舆论传播平台,他们借以向公众宣扬各自旨在救亡图存的路径主张。考虑到他们对舆论话语权的这种强势把握,他们这场有关优空与优海的论争在普及和树立这一时期我国民众积极、进步而理性的空权观与海权观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不可避免地对该时期抗战建国的社会舆情产生重要影响。
    透过这场知识界优空与优海的思想之争,我们可以一窥其时他们虽简朴但不失理性和前瞻性的军备思想。这场论争在丰富和发展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内涵的同时,其对于我国当下的国防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启迪:(一)在无政府状态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中,顺应世界军备潮流,建设自主、强大、高效的国防力量永远是维持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宝;(二)一国科学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制定要与现代军事技术的革新保持紧密的同步,战略战术部署与军事技术的错位只能带来战场上的失利和国家、民族的灾难;(三)在战争进入立体战、整体战形态的时代,国家安全的确保和国家利益的维护离不开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和战时多军种之间的有效协同,不可偏废其一和孤军作战。这一点,尤其对于有着绵长海岸线、陆地边界和日益融入世界,海外利益和全球利益不断拓展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四)国防事业建设要有军用与民用兼顾的统筹和考量。商船和民航事业的发展可以构成现代海军与空军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有效补充,而海、空军事力量的发达也可服务于平时的国家建设,从而实现其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
    民国时期是包括海军学术、空军学术在内的中国现代军事思想萌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一点我们从这场论争所折射出的思想中可见一斑。对该时期我国军事思想观念的深入挖掘无疑对我们今天军事学学科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莫大裨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