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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著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