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爵制维系贵族等级秩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47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芮方 参加讨论
夏代，爵作为饮酒器即已出现，是贵族在宴飨、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重要器具，后又成为珍贵的随葬冥器。因此，爵兼具酒器和礼器双重功能。就其器形而言，最初当是仿鸟（雀）形而制。就其质地而言，起初为陶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提高，青铜爵逐渐出现。商代，贵族饮酒之风炽盛，爵的贵重程度自然水涨船高。殷商贵族的身份存在等级差别，乡饮酒礼、祭祀等礼仪活动无不与酒有关，因此，这种等级差别就外在表现于行爵的礼仪过程中。随着仪式的增多和时日的推进，统治者逐渐将这种差别固定下来，定名为爵制，爵遂由酒器和礼器转变为等级制度之称。 爵制萌芽于商代晚期 商代晚期是爵制的萌芽时期，统治者在封赏与自己有血缘、亲缘关系的贵族以及所征服地区的部落首领时，往往会冠以相应名号。例如，血缘相近而辈分低者称为“子”；与商王有姻亲关系的部族女性首领称为“妇”；辈分高或年长者称为“公”、“伯”，新近被征服的方伯往往也称为“伯”；负责边境地区警戒安全任务者称为“侯”、“卫”；在畿内主要负责垦殖者称为“男”、“甸（田）”。 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中，当统治秩序尚未稳固之时，血缘远近和辈分高低是衡量贵族地位的重要标志。由于辈分不同，“子”的地位稍低，“公”、“伯”的地位则较高。因为从事军事活动，“侯”的重要性和实力超出“男”、“甸（田）”。随着辈分增长或职责变动，一些“子”会上升为“伯”或“侯”，其地位自然随之提高。如此一来，这些称呼逐渐具有了等级差别，“公”、“侯”、“伯”的地位明显高于“子”、“男”，五等爵制初见萌芽。 五等爵制形成于西周中后期 周人灭商之初，因势力尚小，仅能顾及中心地区。至于畿外“侯、甸（田）、男、卫”等诸侯，周则因袭商制，承认其原有地位，使之为周王室服务。周武王时，开始分封诸侯，旁建宗子。周统治者采纳部分商代诸侯的爵号，并酌加改动，分封了一系列与自己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诸侯。例如，废除与商王有姻亲关系的“帚（妇）”；将负有军事职责的“卫”并入“侯”，封赐给畿外诸侯，使其充当王室屏藩。西周早期，尚未形成系统的五等爵制，爵的称谓较为混乱。 西周中期，周人对国家礼制进行了系统改革，使之逐渐秩序化。周朝对饮酒之风予以限制，爵作为酒器趋于没落，但由之衍伸而来的贵族等级秩序却得以延续，并日趋巩固，形成了整齐而系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春秋时期爵制发生变异 春秋时期，政权下移，王室衰微，但这种等级秩序仍体现于当时的典籍中。因此，春秋是周代爵制的继承和变异时期。周代爵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畿外和畿内诸侯而言的“公、侯、伯、子、男”；二是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内部官员而言的“公、卿、大夫、士”。通过诸侯入朝为官，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汉代人分别称之为“外爵”和“内爵”。内外爵体系构成周礼的重要一环，与重大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例如车马、服饰、用具）及礼仪是一致的。由此，在周王朝统治阶层形成了不同身份贵族间的等级秩序，构成缜密而系统的等级结构。 这种等级秩序建立在周王室自身强大的基础之上，王室实力是维系这一秩序的关键。春秋时期，虽然王室衰微使得这种秩序变得混乱起来，但在当时仍符合人们的需求。因此，春秋霸主也致力于维系这种等级秩序。不同的是，霸主依靠的是实力而非血缘和天然的地位，并且在这种等级秩序中扮演了周王室此前的角色。原有等级秩序掺入了实力因素，实力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则破坏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周王室的衰落意味着这一秩序开始走向崩溃，春秋霸主维系的仅是其外在表现而已。 新爵制取代五等爵制 战国时期，诸侯国互相攻伐，导致礼崩乐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内外爵制度遭到破坏。各国去爵号而称王，撕去了原有五等爵仅存的外在表现，各国之间的交往完全凭实力而定，“以功授爵”这一方式开始成为主流。各诸侯国在原有爵称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爵名。虽然新爵制在爵名上与以往有相似之处，但这种变革并不是原来传统的继承与延续。授爵原则由血缘向功劳的改变，授爵范围由贵族向庶人的扩大，获爵对象由封君向臣僚的转变等，昭显着新旧爵制的不同。 在战国各诸侯国中，秦国对爵制的变革最为典型和彻底。商鞅变法确立了“军功授爵”原则；并在秦国原有官称基础上，结合山东各国新出现的爵称，设定了十几种新的爵名；又确立了获爵特权等一系列规定，建立起后世“二十等爵制”的雏形。秦国新爵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血缘贵族的特权，将庶人阶层纳入新体系中，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加强了君主集权，使秦国军力和国力得以迅速提升，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有效维护等级秩序 周代，爵制是贵族之间等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官制、军制、贡赋、食禄制等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爵位高低决定了官职和军职大小。周王室一直有畿内和畿外诸侯入朝为官的先例，但这些诸侯任官后爵位的具体变化并不明显。诸侯国内卿大夫爵制与官制的关系则较为清晰，拥有卿这一爵位的贵族往往担任司马、司徒等重职，大夫等通常只能担任司马、司徒以下的职位。 至于各诸侯国拥有军队的数额，春秋时期已突破爵等的约束，更多由实力来决定，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爵等仍对各国具有一定制约作用。在各国内部，各军则由诸卿统率，但并非所有卿都可领兵，需按照爵位高低和晋爵先后来决定；大夫则在军中担任一定职位，发挥辅助作用。诸侯对周天子的贡赋，一般畿内诸侯“卑而贡重”，畿外诸侯则基本与爵之高低一致，“列尊贡重”。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对侯伯的贡赋大致仍是依照爵位高低而定。在诸侯国内，卿、大夫的食禄在春秋时期也与爵位等级相一致。总体来说，尽管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变动很大，后期更是“贵贱无序”，但从诸侯之间和诸侯国内部来看，爵位高低仍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维护等级秩序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时人已充分意识到爵的重要作用。《公羊传》庄公十年载：“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即爵之代称，这些名号层层递进，杜预注解说：“爵最尊。”而在政治生活中，国君把握国内授爵大权。鲁国后期政局混乱，政归三桓，当时有人感慨：“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名即是爵号，器为车服，也与爵等有关。在当时人看来，授爵之权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爵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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