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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炳镐、孙军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是对这一过程的理论表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则是这一过程产生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规律探讨
【作者简介】金炳镐，孙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65X（2010）03－0013－07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是对这一过程的理论表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则是这一过程产生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途径和形式，对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研究，民族理论学术界已经从内涵、历史进程、成果、经验、党的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试从哲学角度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作一粗浅探讨。
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逻辑构架：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一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国情。在以上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视阈出发，这种结合在哲学层面上所呈现出的景观特色是不尽相同的，其两大逻辑架构的有机结合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样有着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含义。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共性理论和个性实践的统一
共性与个性是揭示客观事物辨证联系特征的一对哲学范畴。共性即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它是指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普遍属性。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它是指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属性。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既表现出共性的一面，也表现出个性的一面，从而使自身既与他事物相区别，又与他事物相联系，共同体现某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共性与个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个性则体现着共性，个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它比共性更加丰富生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蕴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源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以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虽然是世界多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又决定了理论绝对不能停留在共性的层面之上，它必然要根据不同国家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实现自身的民族化取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决定了它在认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不能涵盖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教条，因此，必然要为不同国家民族问题的个性化实践预留充分的空间。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喻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6月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既肯定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又强调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实践证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共性理论与个性实践的产物。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诸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基本原理，又充分考虑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国情。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任何对于理论的不懈坚持，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两个部分，包含理论上的创新。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是时代的产物和实践的结晶，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继承性体现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上。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并以此为指导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性，指的是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必须与实践发展同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性是指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实践发展同步。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什么是民族问题，怎么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个当代中国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内在地包含于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了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民族问题，正是站在这一历史的高度，勇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矢志不渝地提出要坚持和继承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新的实践。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首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②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时代条件，而且条件达到什么程度，理论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④恩格斯说过，任何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服务的。它提出了有关民族、民族问题的一整套原理、原则，但是并不能给出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理论和现成答案，更不可能具体提出当时还没有实践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各国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自身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的民族理论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根据新的情况勇于创新，才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境界。
第二，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⑥因此，理论也要根据客观情况和实践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虽然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下提炼而成，因而不可能穷尽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中国的民族理论就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实践，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一些带有时代特征的论述，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继承性和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⑦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迄今为止人类解释民族和民族问题最正确的理论，它的内在依据和动力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是理论应实践之需而产生并发挥指导性作用，同时又被实践所检验而不断自我突破并创新的过程。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全部理论探索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解决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性问题的有益尝试。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其理论学说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际品格。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高于认识，“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⑨因此，实践和理论虽然都具有普遍性，但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理论的生命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牢牢把握住理论同实践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的开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国情相统一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用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这层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脱离理论的经验研究是盲目的实践，而脱离了经验研究的理论研究是僵死的无生命力的教条。”(1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所以产生，最主要是在于它是欧洲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列宁、斯大林对东方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持续关注，又使这一理论具有适用于东方的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洞悉理论来源与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科学理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不会有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认识，不会有对民族问题内涵的新概括。(1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根据当时民族问题的客观状况，制定并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每一步发展，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开辟前进的道路。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发展，自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就有了新的飞跃。事实证明，没有实践创新，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思维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敢于创造性的实践，又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人看来，没有创新理论指导的实践，是难以成功的实践。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3)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决定根据中国国情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同志同样一贯强调理论创新对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重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强调民族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搞上去；强调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订了民族区域自治法。
江泽民同志也一向重视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深刻阐明了民族问题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强调加快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提出“三个离不开”的思想。
胡锦涛同志对于理论创新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鲜明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指出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之中，不断以实践创新促进理论发展，又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14)，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程的深刻的自觉意识。
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这句名言昭示我们，应该用科学的观点对待历史，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现实过程，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历程。而逻辑则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对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思维再现。(16)恩格斯还曾经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7)这句话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二者的关系是：历史是客观的，第一性的，逻辑则是主观的，第二性的。历史决定逻辑，逻辑则反映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把握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虽然相比于历史，逻辑是属于第二性的，是历史的概括和反映，但是逻辑也不能绝对脱离历史和现实。正是从这一层面，恩格斯又指出“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解释现实。”(18)
按照这一基本原则和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需要从联系的观点出发，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历史。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0)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产物，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的有机统一。因此，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具体历史任务结合起来。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民族问题作出新的、具体的回答，得出符合当代认识水平的结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性新飞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坚守住了这种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思想方法上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的互动统一，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为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思想方法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正确把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伟大的实践者和理论家。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判断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形势从而科学提出对策的基础。(21)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努力创造反映新时代民族问题的科学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以“巨大的历史作基础”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内在要求。(22)江泽民在他的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中也表现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思维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要自觉地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这一系列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当代不断延伸的新的逻辑发展，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创新的伟大实践，因而，也是逻辑与历史高度统一的鲜明体现。
五、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时代性与开放性的理论统一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共同应时代特征所需的特定主题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时代的要求，回应了时代发展对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3)恩格斯也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4)历史和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和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之中，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中，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之中。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同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25)但是自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当代世界经历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国际民族问题形势和发展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就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准确区分时代和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理论成果，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的内容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曾经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不变的封闭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26)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而是随着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历程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是吸收了国内外一切优秀的民族理论资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国际上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国家的经验的借鉴，形成崭新的理论。第二个方面，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思想是开放性的。它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的，邓小平民族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民族理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也是开放性的。它为后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广阔道路，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没有封闭理论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思维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⑤《列宁选集》，第1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斯大林选集》，第10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1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谢圣明、泰宗熙、龚贻洲、穆怀中主编：《人类社会研究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2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第31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6)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第27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列宁选集》，第2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王希恩主编：《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郝时远序言，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22)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第28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7—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第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213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来源：《满族研究》
栏目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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