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民族的民族过程为例
徐杰舜
【内容摘要】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发展普遍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这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长，是因为这个过程代表了各民族互动整合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甚至可以说也代表了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必然会形成一些阶段性的民族融合成果，当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完成后，往往会走进另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无数个这样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大同”。这应该是民族消亡的历史过程，也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从汉民族这个案例样本中，我们既可以把汉民族当作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关键词】多元一体；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过程；汉民族
【作者简介】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汉民族研究。
中图分类号：K281/288“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2－0129－07
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发展普遍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这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长，是因为这个过程代表了各民族互动整合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甚至可以说也代表了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必然会形成一些阶段性的民族融合成果，当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完成后，往往会走进另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无数个这样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大同”。这应该是民族消亡的历史过程，也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究竟什么是民族过程的规律
民族过程（ethnic process）是什么意思，包括哪些内容？据考民族过程是前苏联学术界最先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1982年《世界民族》第五期发表了科兹洛夫《世界民族过程的某些问题》，1983年第五期又发表了勃罗姆列伊的《苏联民族过程的基本趋向》，1984年第五期又发表了布鲁克的《民族与民族过程》，1988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了易明《苏联民族过程理论述评》对此都作了评介。
后来民族过程渐被中国学术界使用，在20世纪末，对民族过程研究最重要的学者是郝时远和王希恩，尤其是王希恩在1998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民族过程与国家》。进入21世纪后，李天雪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1]，他们这些论文对民族过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解读。一般来说，将民族过程视为民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进程是最普通的表述。也有的稍为具体地解释说所谓民族过程泛指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分化、重构乃至消亡等在时间上不断变化的程序，表明民族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但是学者们仍各有表述，如郝时远认为：“民族过程作为人类社会有机的规律性运动，是民族共同体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低级阶段孕育着高级阶段，民族在形成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消亡。”[2]他将民族的形成、发展、融合和消亡作为民族过程的四个必然阶段。而王希恩则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社会有它特定的群体，也有它借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管理。相应地，民族过程也就具有族体形态过程、民族经济过程和民族政治过程三大内容。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族体形态过程即民族表征形态的演进变化过程，其规律是血缘民族向地缘民族转化，民族文化向普同文化的转化以及规模形态由小向大的转化。所谓的民族融合和同化，“变异”和“进化”等都贯穿在这种族体形态的演进过程之中。民族经济过程，即支撑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的演进变化，据此，以对民族作出不同性质的划分。民族政治过程，即保证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形态的演进过程，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即是这些过程的不同历史类型。[3]他把民族过程视为族体形态过程、民族经济过程和民族政治过程三位一体的概称。
所有这些解读，仔细推敲起来，虽然对民族过程的概念和内容作了表述，但民族过程的规律是什么？没有回答。
那么，民族过程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民族过程的概念和内容无论如何表述，简言之将民族过程视为民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进程；繁述之把民族过程视为族体形态、民族经济和民族政治三大过程的综合，并详述之，都没有触及民族过程的关键，没有抓住民族过程的要害。
什么是民族过程的关键和要害呢？笔者认为何叔涛的论述触及了，他在表述什么是民族过程时说：在民族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一体化、民族内部的分化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民族现象和演化方式。同时与同化、一体化、分化现象相联系的单一民族与复合民族的相互演化，则是民族过程中最基本的发展规律和趋向。民族从产生、发展到消亡，都是通过历史上的各种各样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同化和一体化，以及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分化、沿着多个单一民族共同体汇聚成为一个复合民族，而这样的复合民族或民族集团又发展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趋势不断演化而实现的。[4]
这个表述似乎很复杂，实际上他抓住了民族过程的关键和要害，即“民族从产生、发展到消亡，都是通过历史上的各种各样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同化和一体化，以及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分化、沿着多个单一民族共同体汇聚成为一个复合民族，而这样的复合民族或民族集团又发展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趋势不断演化而实现的”。这句话大可提炼、升华一下，依笔者之见，这句话简言之可概括为：民族过程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试看，就民族形成的过程来说，有哪一个民族共同体不是由或多或少的族群或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就民族的发展来说，又有哪一个民族共同体不是由或多或少的族群或民族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发展的？就民族的消亡来说，又有哪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消亡不是通过种种途径融入了另一个民族共同体呢？这就告诉人们：当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完成后，往往会走进另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无数个这样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过程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大同”。这应该是民族消亡的历史过程，也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从多元走向一体就是民族过程的规律。
二、为什么民族过程的规律是从多元走向一体
要弄清为什么民族过程的规律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必须先从学理上了解什么是过程。
何谓过程？《现代汉语词典》称：过程是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5]过程论的学术定义则是“事物的有限存在和无限发展在时间、空间和条件上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的必然联系的体现”。[6]事实上，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宇宙间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其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都不是永恒的，因此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过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即总的系统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集合体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及其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都处在生成、互动和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各个具体事物的过程又都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因此，事物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就是该事物相对完整的过程。
在哲学人类学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民族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毫无例外地要表现为过程。在过程论的认知体系中，要认识民族的过程，既必须严格地确定此过程与彼过程之间的界限，还应该明确总过程与具体过程的界限。因为总过程一般是指世界的无限过程。这个总过程是无数具体的过程的集合体，是一个总的系统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是无限的。具体过程是指具体事物发生、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具体过程总是有限的，又总是和其它具体过程相联系的，并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过程是总过程的一部分，无数具体过程有机联系成总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总过程包含着一些具体过程，如民族孕育的过程、民族多元共存的过程、民族多元互动的过程、民族多元磨合的过程、民族多元整合的过程等具体过程，并通过这些具体过程来表现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总过程。要认识民族的具体过程，还应该明确，就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具体过程都是一个系统过程，都是一个包含若干具体过程的母过程。当我们把民族这个具体事物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来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又必然包含着若干具体过程，即若干阶段。这若干阶段彼此相互联系和贯通，但又彼此区分和制约，各自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由此可见，民族的总过程和具体过程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离开总过程就没有具体过程，离开具体过程也就没有总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民族的总过程时，既要认识总过程、又要认识具体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认识的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局，而不至于把民族的“多元”与民族的“一体”对立起来。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此过程与彼过程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不是包含被包含、从属被从属的关系。但是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有的具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具有间接联系；有的是紧密联系，有的是松散联系。因此，在民族过程的研究中，只有认识此过程与彼过程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判断事物，达到由此及彼的认识；此过程与彼过程又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区别。在一个确定的条件下我们不能把总过程与具体过程称之为此过程与彼过程。而这一点正是人们正确理解民族“多元”与“一体”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多元’是指民族来源是多元的，各地区也发展不平衡，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
更重要的是从过程论来看，“一体”是高度统一的整体。哲学人类学认为“一体”的基本特点是“成分高度分化，不是同类个体的集合，成分是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部分；各部门有不同的职能，彼此严格分工并相互协作；总体上形成统一的功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整体与各部分不是同层次和同性质的事物，而是更高级的存在。人类组合最终形成的一体化形态，也应该具备上述特征，否则就不能说实现了一体化。”[7]
从进化的角度看，“进化”也是一个过程，是事物生命史的一种文化表达。德国胚胎学家贝尔曾提出过任何生物的发育都是一个定向的结构分化过程。这个观点被社会哲学家斯宾塞借用，概括为“从松散的均质结构到黏结在一起的异质结构。”这个比达尔文还要早两年，于1857年提出进化思想的斯宾塞当时有一种猜想，即“这样一种发育原理或许不仅规定了活的生物如何由它们的细胞组成，而且也规定了社会如何由其他成员组成，意识如何由许多意识元素组成，乃至整个宇宙如何由那些基本的物质成分组成。”[8]由此推之，民族即使只作为一个自在的人们共同体，其本身的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就是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中，就是“从松散的均质结构”的“多元”，发展形成“黏结在一起的异质结构”的“一体”的过程。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2006年在剑桥大学作《社会的进化》讲演时说：“社会生活运动，如我们所见的，不是别的，就是历史过程。这里我其实已经同意了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人类学家哥德勒尔又指出，人类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不单单生活在社会中，而且也在为创造社会发挥他们的作用。……我的看法是，历史是在人们生长中，而不是在社会的创造中被产生出来的。”[9]从这个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民族正是在各民族或族群的互动整合的生长中产生出来的，或者说正是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民族过程的本质就是“从松散的均质结构”的“多元”，发展形成“黏结在一起的异质结构”的“一体”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说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过程规律之所在的原因。
三、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为了说明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过程的规律，可以以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内部差异巨大，而又高度认同的汉民族为例。
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十分漫长，同时也是分阶段的。何谓阶段？就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划分的段落。[10]而过程的阶段性，是指任何一个确定的过程都是可以分为若干段落的；每个段落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确定的质的区别；阶段与过程有着部分质的区别。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总过程中各阶段之间的前后相继，上下连贯，相互贯通，一个接一个的不间断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不间断的发展，一是指一个确定的过程中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二是指过程之间转化的连续性，即每一个过程完结以后，在一定条件下，都要向与它有必然联系的过程转化。[11]汉民族滚雪球的过程就是分阶段的，而且当汉民族滚雪球形成过程完结后，很自然地转化进入了汉民族滚雪球的发展过程。
（一）汉民族滚雪球形成三部曲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汉民族滚雪球形成的三个阶段：
汉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的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民族形成的科学意义上来说，汉民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前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期。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十二个氏族，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开始出现并使用。正如《越绝书》卷十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对此，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出土了形制和器种比较复杂的青铜器提供了考古例证。与此同时，水井的发明，如在洛阳锉李，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发现的水井，为夏部落向纵深开阔地带聚集定居提供了新的条件，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变，在舜时就发生过“流四凶族：浑敦、穷奇、祷杌、饕餮，投诸四裔”[12]的事。经过长期的融合，到禹时，《左传》哀公七年中所说的“禹令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时的夏部落联盟，已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了，“万国”是地域的区分，而不是氏族或部落的籍别了。
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在治服水患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3]，把全国划分为九州[14]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映即宅。”就是说九州统一，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于是，随着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中国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也崛起了。
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无定处”[15]，“不常厥邑”[16]的流动生活。但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史载：“汤征诸侯”[17]，“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8]，最后在鸣条会战中灭夏，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商王朝，支持汤灭夏的“万邦”[19]、“万方”[20]，就都是按地域划分的人了，商民族就稳定地屹立于古代民族之林，而夏民族却臣属于商王朝而成为一个被征服民族。
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周民族以方百里的小国，六七万人口的小族，崛起于陕甘岐丰之地而入主中原，曾几何时显赫一世的大族——商民族以及古老的夏民族都成了被征服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
土生土长在长江流域江汉地区的“楚荆”或“荆楚”，开始从部落成为民族的时候，不管是参加武庚叛周失败，被迫从淮水下游南下，被长江所阻后，又沿江西上，来到了江汉地区商民族中的熊、盈两部，还是被周封予楚的熊绎，最后都变其风俗，被卷进楚民族形成的主流之中，而“蛮”化了。正因为如此，熊渠以及楚武王都理直气壮地自称为“蛮夷”。“楚荆”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从此之后，左右驰骋、纵横捭阖于汉江地区的楚民族，以其绚丽独特的民族色彩崛起了。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长期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21]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越民族形成的标志是吴、越两国的建立。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说夏、商、周、楚、越诸族崛起是汉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是因为经历史的长期融合，他们的文化后来都成为汉族文化的血肉部分。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是怎样滚雪球的呢？
西周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可见在西周就开始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居黄河流域，楚、越两族居长江流域，蛮、夷、戎、狄居四方的民族分布图。从春秋到战国，不仅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在滚雪球中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22]，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又如商民族成分的宋桓公，在狄人灭周民族成分的卫国时，也出兵相救，乘夜迎接渡河而来的卫文公，就是因为卫文公的妹妹是桓公的夫人，两族早已联姻，表明周、商两族之间的民族界限没有了。再如商民族成分的孔子死后，周民族成分的鲁哀公写诔文追悼他，并称之为“尼父”，表明周、商民族认同的一致。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如《国语•周语》说：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僚、叔刘”。[23]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又如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族春秋初期自称“蛮夷”，但到了春秋后期，受周文化的影响，不仅能诵读《诗经》，而且还问九鼎轻重，对夏、商、周三族十分珍重的“九鼎”，同样表现出认同的心理，都说明蛮、夷、戎、狄被卷进了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之中。所以，当“服事诸夏”的东夷族须句国受到邾国攻击，求救于姻亲鲁国时，成风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24]表明周民族文化的代表的周礼，也成了夷族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据。
所有这些统统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汪洋大海，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
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都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则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2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春秋时期，华夏民族虽然在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了，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诸侯林立争霸，使刚铸成的华夏民族先后形成秦、楚、齐、燕、韩、赵、魏等族群。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如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据统计楚在春秋时先后吞灭四十五国，被楚征服的长江流域的蛮人、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诸华”人逐步融合，而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族群。战国时，楚进一步扩大疆域，并灭了越国，成为当时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的诸侯国。又如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就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26]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北各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华夏民族的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滚雪球式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的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这是汉民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说文解字》中所说“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华夏民族经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出现了荀子所说“四海之内若一家”[27]，孟子所说使天下“定于一”[28]的“大一统”思想。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夏、商、周三族的祖先都纳入了“兼有天下”[29]的黄帝体系之中，各族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变成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亲戚，黄帝成了天子和诸侯共同崇拜的始祖神。为了使“天下为一”，[30]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灭了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秦王朝。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筑长城，规定“书同文字”，“行同伦”，“治驰道”，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等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
但是，由于秦统一后仅十五年，即亡于秦末农民大起义，这时，刚统一起来的华夏民族的命运如何呢？在这个历史的突变中，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观照下，汉武帝采取了创设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郡；实行“编户齐民”；颁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颁行五铢钱、均输法、平准法，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民族在滚雪球中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扎下了根，汉族在滚雪球的“大一统”中最终形成，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由此可见，汉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和在“大一统”中形成的三个阶段，笔者称之为汉民族滚雪球形成三部曲。
（二）汉民族滚雪球发展三部曲
当汉民族滚雪球形成过程完结后，又很自然地转入了汉民族滚雪球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滚雪球的发展，宋辽夏金及元明滚雪球的再发展，清及民国滚雪球的大发展三个阶段，笔者称之为汉民族滚雪球发展三部曲。
1.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汉民族滚雪球的发展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的大迁移。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族群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互动局面。
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浩荡内迁和江汉地区部分蛮族的鱼贯涌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频相交织，迫使汉族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徙逃亡。而当时相对来说变乱比较小的南方由于甚少北方兵燹之灾，加之地广人稀，政制松懈，所以成了汉族人民迁徙的主要方向，从而拉开了汉族向南方大迁徙的序幕，到南北朝时也形成汉族与”俚、僚、傒、蛮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互动局面。
在这个时期汉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情形以北方为例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互动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公元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30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群之地，“与汉人杂处”。[31]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南下内附的为数更多。于是中原西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互动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互动
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人为“田客”。[32]《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族群人口为奴。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这种用少数民族族群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的互动之势。
（3）流亡中的互动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暴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迁流徙，不可胜数。”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更加紧密交错混杂，互动进一步加深了。
（4）“散诸部落、同为编民”[33]的互动
据《三国志•魏志•牵招传》，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又据《魏书•元遥传》，有的还“悉令造籍”。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舂碎了；而“分土而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互动再次增强，最终与汉族人民糅合成一体了。
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时，汉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滚雪球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等族，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从汉代的5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的8000～9000万人之间。[34]使汉族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得以发展成隋唐汉族。
2.宋辽夏金及元明滚雪球的再发展
宋元时期，由于两宋与辽、夏、金、元诸少数民族族群建立的王朝斗争不已，再一次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局面，中原再一次出现了大动荡、大迁徙的局面。在中国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潮是北宋末靖康之乱后所发生的汉族的南迁，从此揭开了宋元时期汉族南迁的序幕。在靖康之乱后南迁的北方汉族总数，据学者研究，在绍兴和约签订前估计大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35]其中汉族应在一半以上。
两宋在汉族大批南迁的同时，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却向中原内迁。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经略中原的燕云十六州时，将大批契丹人和被征服后的渤海人迁入这一地区。女真人灭辽建金并开始攻宋后，一批女真人进入中原，有的即留居于此。此外，金将挞懒占领山东之后，“久居潍州（治今潍坊市）”，“每认山东以为己有”。[36]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年），“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37]从此掀起了女真人以及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移民潮。于是在宋辽夏金元之时，汉民族这个雪球继续向前滚动，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族群，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族群从而越滚越大，从唐代前期的八九千万人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年）突破1亿，有10441万余人。[38]
元世祖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随着蒙古军队的挺进中原，蒙古人也纷纷内迁并定居于中原。元朝末年，被元统治者划为第三等级的汉人与第四等级的南人之间的界限也被宣告免除。
明代华北（中原）、华东、华中、华南、东北、西北、西南汉族主要是在洪武大迁徙的历史洪流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滚雪球中发展的。洪武大移民中汉族的迁徙出现了与历史上以南迁为主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是山西人东迁填河南、河北和山东。然而好景不长，建文元年（1399年）的“靖难之役”，又把中原推进了战火之中，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明成祖即位后又不得不展开新的一轮移民运动，以填补人口和劳力之不足。与此同时，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了拱卫京畿，进行了政治移民，于是又掀起了中原的永乐移民运动，移民的重点地区为北京城和顺天府。据曹树基先生研究，在永乐移民中，迁入北京城的南京人有87.5万人，迁入顺天府的山西人有39.5万人。
明代的汉族已非隋唐时的汉族，几经沧桑，以中原为中心舞台而形成的汉族，在历史的风雨中已经过多次的大混血和大换血，尤其在元、明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民族这个雪球更是越滚越大，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汉族人口大约已达1.5亿了。[39]
3.清及民国滚雪球的大发展
清代在承袭元、明统一的政治态势下，汉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经康乾盛世，入主中原的满族并没能征服被统治的汉族，在满汉共治之下，征服者满族反被被统治者汉族所同化。清初，随着清兵的入关，约有26～27万满族内迁，北京及中原不少地方成了满族的主要聚居地。经过清至辛亥革命近300年的发展，满族人已大部分汉化了。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中国人口已达4亿以上，[40]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
进入近现代以后，汉民族这个雪球仍然不断地向前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其人口已愈6亿。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汉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滚雪球中再一次得到了大发展。
由此可见，汉民族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滚雪球的发展、宋辽夏金及元明滚雪球的再发展，清及民国滚雪球的大发展三个阶段，笔者称之为汉民族滚雪球发展三部曲。
这样，了解了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谁还会对汉民族漫长而悠久、高度认同为“一体”的历史感到疑惑而大惊小怪呢？
四、从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看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我们考察了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和结构这样一个案例样本，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有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从公元前21世纪夏，到公元3世纪初东汉灭亡，前后2300余年，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这个更高认同层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绝对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过程应该比汉族漫长得多，不是漫长一二百年，也不是三五百年，而是一二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的原因。
启示二：汉民族的结构复杂，内部差异巨大，构成汉民族的族群很多，人口多少不等，文化因素的认同也不一，有的成片聚居，如闽南人，广府人等；有的大分散、小聚居，如客家人，平话人等；有的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呈“族群岛”，如广西的“高山汉”等；有的聚居在城市，如北京人，苏州人等；有的聚居在农村，如贵州的屯堡人等。这样，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汉民族，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从汉民族的结构，可以看到形成不久的中华民族也是有族群结构的，其结构比汉民族更复杂，内部差异更巨大，构成中华民族的族群更多。
启示三：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汉民族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但同时又是一个被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汉民族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却达到了“和而不同”高度认同的境界。对此，可以举出一些特殊的例子来说明。如甘肃永昌县“古罗马人”，虽然有许多的证据表明“永昌罗马人”之说为伪说，但中国典籍中史不绝书地记载着这一区域存在一股强大的非汉族势力，他们被冠以为虔、骊旰、秦胡、卢水胡等称谓，他们曾支持过董卓、马超，曾参与建立北凉、后赵等割据政权，隋朝以后他们逐渐与当地汉民族融合。学术界对他们的血统来历一直有分歧，较有影响的有伊朗塞种人说、希腊帕特里亚人说，诸说都肯定他们属于印欧人种，即白种人。只有苍苍莽莽的祁连山才知道这个神秘种族的真正来历，才知道他们几千年来与汉民族争斗、融合的每一个细节。但不管永昌县“古罗马人”体质特征与汉民族有多么不同，今天的永昌县“古罗马人”习俗、语言，乃至他们身上的质朴与浮夸，都是中国农民式的；他们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汉族。[41]不仅如此，河南开封市的“犹太人”[42]、福建泉州市锡兰王子的后裔[43]、广东鹤山市鲜卑族的后裔[44]等，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也都工工整整地写着：汉族。这类事例，不胜枚举，都证明了汉民族内部尽管差异巨大，但却高度认同，真正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汉民族起源的“多元”，经过长期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终于“混血”而成为高度认同的“一体”。从汉民族的这种整体性，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也一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人们不仅在学术上、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在政治上、法律上高度认同中华民族。
启示四：汉民族之所以能从多元走向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认同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汉民族滚雪球的形成为例，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动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是其重要的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汉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从汉民族的这种凝聚性，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这种凝聚力一定会使中华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从汉民族这个案例样本中，我们既可以把汉民族当作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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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栏目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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