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族文化创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它关涉一个民族的未来。文化是一条流淌的河流，在不断地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过程中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的人民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文化是人化，人的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文化执行者如何选择就更为重要了。正确的选择来自文化执行者对价值观的检阅或构建。
关键词：民族文化；生存；创新
作者简介： 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贵州世居民族研究基地教授。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644（2011）02－0053－06
民族文化创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因为这是每个民族的每一代人必须认真思考和付之行动的问题，它关涉一个民族的未来。谈民族文化创新，首先遇到的基本概念就是，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文化”？
一、民族与文化
民族是什么？最早对“民族”这一概念进行界说的是意大利学者马齐（1851年），他认为，民族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瑞士—德国法学家布伦奇里（1852年）在《普通国家法》中认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物八：（一）其始也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由这八种要素相结合，并传之子孙，久而久之，则成为民族。”这是梁启超1903年介绍到中国来的。
第二国际后期（20世纪），奥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卡•伦纳和奥托•鲍威尔把民族看成是由公民登记的办法组成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与土地无关的文化共同体”。他们的民族理论，对当时第二国际各国党产生很大的影响。
针对当时国际上和俄国国内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以及俄国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斯大林在列宁的启发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地域、语言、心理特点和经济条件等民族特征的论述，在维也纳完成了《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斯大林对民族概念作了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P294
不少学者指出的，“nation”（民族）及其连带物“nationality”（族籍）、“nationalism”（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民族”被想象为古老的，但它却出现于相当晚近的阶段。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民族”、“族属”、“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之起源，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这些观念产生于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代，“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2]P35由此来看，民族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根植于一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只是因为没有对比的场域，无法让人们自识到民族的存在而已。所以，现在民族理论界给出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五花八门，无论人们怎么解释文化，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的文化定义。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名著《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可以习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而言之，文化就是人类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周易•系辞》：“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归纳以上诸说，人文化成的形态便是文化。
我们从文化的结构与范畴的角度，可以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指有形的可观察的文化事象，如居处、服饰、交通工具、饮食等等，这种文化是外显于形的；制度文化是指规范人们行为的文化事象，如家族制度、亲属制度、婚姻制度、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是指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文化事象，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不仅需要物质的东西满足物欲，而且还需要精神的追求、寄托和安慰。正如李亦园先生说：“人类必须创造一些东西，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又因为这些表达的创造又倒过来安慰我们自己。”[3]P71
何为民族文化？尹绍亭先生说：“所谓民族文化，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家民族的民族文化，二是指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4]P72这是中国当代语境下的表述。事实上，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一是指以国家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如中华文化、法兰西文化、印度文化等；二是指以民族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如汉族文化、苗族文化、布依族文化等等。前者是从地域政治的角度在国际政治场域的表达，后者是从历史文化演进的角度在学术场域的表达。本文讨论的对象当指后者。
二、民族文化的生存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文化的发生与变迁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人类集团的生存，即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5]P304这一理论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作为一种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一种文化的发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上，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可能生成什么样的文化。同样，当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导致文化的变迁。
自然环境是每个民族的生存背景，而自然环境包括了生态、地貌、地质、气候等。生态背景是提供民族成员生存的基础，也是带来不利的生存条件的根源。任何民族都必须在此背景下构建自己的文化，再凭借文化去获取生存物质，同时避开不利条件。如藏族聚居地区高山连绵，雪峰重叠，地势高峻；青藏高原平均海拔约4000米；形成了以酥油茶和青稞酒为标志的经济生活，这种经济生活能有效地为高原生活服务，又能有效地削弱高原不利条件的灾害。
地貌资源影响一个民族的认知特点和认知取向。处于热带沙漠的贝都因族不会关心季节变化，不重视太阳运行周期，更关心月亮运行周期。亚热带山地丛林民族如苗族就很少关心客观的天文方位，不关心天文知识，极端重视物候变化和物候周期。
地质特征往往是造成有关民族文化突变和专门化的基础。以青铜器制造和使用而闻名的华夏族（早期汉族），得益于自己生存环境内的特有矿藏。人类最先发展畜牧业的民族往往生存于淡水与盐地紧挨着的干旱草原上，因为这些地质资源造就了大牲畜的季节迁徙与聚散，提供了人类接近成群活牲畜的客观条件。人工取火发明的民族必定生存于特种燧石——含有稀土元素的硅石的分布地区。
气候条件影响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寒冷而多雪的北欧生存的丹麦族，其房屋的屋顶又陡又高，目的是为了便于积雪下滑；在赤道雨林下的巴布亚各族，其住房则仅有屋顶，以躲避暴雨，省去四壁的目的利于通风，以适应闷热阴湿的环境。蒙古族帐房的低矮和正圆形，是出于保温和减少风压的考虑。爱斯基摩人在冬天过大集体的生活，富于宗教气氛；夏天则以小家庭为单位，分散生活。
人文环境也是民族文化生成的基本条件。人文环境主要是指民族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关系、国家、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以及宗教信仰、社会伦理等方面。
民族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民族内部的阶级结构对民族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民族社会迅速发展或停滞不前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世界上曾经有多少民族受到压抑、剥削、掠夺或杀戮，长期停滞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广大劳动人民为获得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挣扎，聪明和才智被埋没、被扼杀。以美洲印第安人为例，他们的祖先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在历史上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阿斯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他们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为什么15世纪以后却陡然停止了发展，以致到了今天濒临灭绝的境地呢？这除了其社会内部的原因外，更主要是由于殖民者的入侵，疯狂掠夺美洲大陆并残酷迫害印第安人而造成的。中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其根本原因就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剥削阶级建立的封建王朝，都无例外地对国内其他民族（其中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和剥削的政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民族的发展。剥削压迫制度，在民族内部也造成了阶级压迫制度和反动落后的等级制度，例如中国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制，西藏地区和傣族地区的农奴制度等等，都严重地阻碍了本民族的发展。世界历史上某些统治民族的剥削阶级依靠掠夺弱小民族，在弱小民族的鲜血和呻吟声中建立起本民族、本阶级的“繁荣发展”，这是典型的剥削阶级弱肉强食的野蛮行径。因此，各民族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和繁荣，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剥削压迫制度，在获得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之后，在团结互助合作的祖国大家庭中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为我国各民族的充分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国家对民族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国家形成的标志是：“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6]]P166－168国家出现后，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政策等成为国家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民族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王希恩先生在论述民族过程与国家关系时，列举了国家的三种类型：1）早期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是城市国家（city-state），构成国家的民族一般都是血缘和文化相近的族体。因此，这种国家的规模较小，边界大多模糊，统治力弱，因而它的民族构成也是时常变动的。2）帝国国家。帝国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制国家；一种将外国的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主权国家。帝国是领土和人口规模最大的一种国家类型，其境内有一定的政治集中和经济联系，民族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和血缘的交融，民族性质的构成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因而这里的民族结构也具有多样性。3）现代国家即现存的国家，具有成熟的国家职能和社会化的经济结构，受其影响，族体形态变化剧烈，民族性质趋向同一。[7]PP123－124由此看来，早期国家大多是自然发生的，它的政治制度普遍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原始性。它对推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族体规模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国家职能尚未成熟，所以，民族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帝国基本上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的国家，帝国内的民族之间常有鲜明的地位分层。如我国元代，就把国内人口划分为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守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四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族人民。[8]P126这样必然地造成民族压迫，因此，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地包含了反抗这种社会压迫的内容。显然民族之间的纷争，必然要耗费民族发展的能量，从而阻碍民族的发展。现代国家因其具有成熟的国家职能和社会化的经济结构，这种国家的整体性规定了国内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领域都必须统一在以国家为范围的一个系统之内。正如列宁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P257国家不仅为各民族的交流提供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还为民族文化向普同文化的转化实施了干预。因为国家对国民具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族性的规约，这种规约造就了一种民族与国民归合的历史趋向。当然在这样的国家里，存在着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之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别，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如何帮助非主体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如果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民族都得到发展，那么，民族与国民的归合步伐就快些，反之，归合的步伐就慢些，甚至还会出现国家的分裂。
宗教信仰对民族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信仰是人们精神文化的核心，它导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上的民族，几乎都经历了信仰宗教的阶段。从各民族一路风尘行进的步伐中，我们几乎一致地注意到宗教信仰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
三、我们的选择
文化是人化，人的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文化执行者如何选择就更为重要了。我以为，正确的选择来自文化执行者对价值观的检阅或构建。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像这种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就是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
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人，会形成某种普同性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普适性的价值标准，从而使生活其间的人们形成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为定势，或曰社会行为模式。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价值规范”。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符合社会价值规范时，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反之，则会招致责难。
价值规范既是社会生活意义与秩序的表现形式，又是社会资源控制和利益分配的约束条件。
人类行为的价值与规范都产生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而交往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关系，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一种稳定性和有序性，人们需要对他人的行为作出价值预期，而使预期成为可能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们的社会作为可能因遵守某些规则而呈现出重复性特征，即行为具有规范性，规范性成为了价值预期实现的一个条件。社会行为规范性的意义是通过概念体系的建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社会行为的规范性意义表现为一种知识结构，它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知识形式来范导个人行为的。
秩序，是一种被发现的具有价值功能与意义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在自然过程中和社会过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历史表明，凡是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人类的这种倾向常常植根于整个自然结构之中，而人类生活则恰恰是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人类生活中的禁忌、习俗、道德观念、法律思想以及价值合理性的信念等等，无非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某种生活秩序的正当性，而无序或失序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类正常生活中的价值目标，就在于通过利害机制而形成的公共理性及其选择，所遵循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原则是以主客两分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假设中的。所以，价值规范就是一种为了保证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并由习惯性力量和利害关系共同造成的集体意识和规则体系，它以特定的价值预设为逻辑起点和行动前提，传导出对社会成员的、以共同利益为取向的行为期待与约束，是一种具有鲜明自为性特征和历史继承性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方式。
如果我们对价值观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理性的价值观、美学的价值观、政治性的价值观、社会性的价值观、经济性的价值观、宗教性的价值观。
理性的价值观是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具有理性价值的人把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一切。
美学的价值观是以外形协调和匀称为中心。他们把美和协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政治性的价值观是以权力地位为中心。这一类型的人把权力和地位视为最有价值。
社会性的价值观是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把为群体、他人服务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经济性的价值观是以有效和实惠为中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实惠的就是最有价值的。
宗教性的价值观是以信仰为中心。认为信仰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梅宁华先生认为：“从利益在价值观中的本质性决定作用来看，在人类价值观体系中对其他价值观起着支配作用而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只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主义，一种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博弈，甚至交锋的过程。”[10]我非常赞赏梅先生的观点，必须正视这两种价值观的存在。
这两种主义在行为上表现为“利己”与“利他”，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把“利己”极端化，必然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尔虞我诈、血腥暴戾等等就会充斥世界；反之，如果把“利他”极端化，在社会发展不均等的情势下，惰性与平均主义阻碍社会的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必然要求有个人权利和利益，这是不能否定的，也是由经济存在决定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和社会法制的进步，个人的权利得到了张扬，不尊重个人利益，个人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发挥，社会就没有活力。但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要达到的社会发展整体目标，只讲个人主义，甚至于将个人主义视为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丝毫不承认其局限，使个人主义走向极端，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为什么会出毛病？登峰造极的个人主义是社会根源。正是在个人主义驱动下，美国社会中从财团到个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利益、个人享乐，国家法律强制性保护私有利益，这种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所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不能被极端化、绝对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极端化，必然导致过分追逐个人利益，而把个人主义绝对化，将导致无政府状态，销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家利益将会严重受损。把集体主义极端化、绝对化也不行，会严重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使社会发展失去活力。
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样化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表现。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冲突表现出普遍化、尖锐化、复杂化的趋势。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矛盾、自由与规范的矛盾、政治统一性与思想多样性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传统观念与时代观念的矛盾、外来价值与本土价值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权利与责任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价值冲突。一般而论，价值冲突可能有两种结果：可能是从无序到有序，最终确立一种新的主导价值观；也可能是主导价值观被摧毁，而新的主导价值观又没有确立，导致社会总体价值目标的失落，从而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与混乱。第一种结果是社会在阵痛之后确立新的价值观，社会继续前进；第二种结果是社会崩坍，社会的政治、经济重新洗牌。由此，我们看到了对价值冲突要加以调控和引导的重要性，力争使科学的、健康的价值观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要在价值观研究中引入定量分析等科学方法，逐步建立一套价值冲突的预警系统，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采取有力举措，主动进行调控，使价值观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健康有序。
总之，文化创新取决于我们的文化选择，而文化的选择又归结于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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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梅宁华．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N].北京日报，20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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