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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模式”:民族构建的中国模式

    1988年,把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识融为一体的费孝通先生,怀着瞻望中华民族前途的特别期待,在其著名的讲稿《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结尾处谈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这层次里,用个比喻来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
        如果说费先生的瞻望代表的是居庙堂之高的知识精英的民族想象,那么,先后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首主旋律歌曲则带有更多的国家知识“大众化”和“民俗化”的痕迹。先流行起来的是高守信作词、俞礼纯作曲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歌中唱到:“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朵朵哟那个开在吔阳光下。党把雨露洒下来哎,万紫千红放光华啰,就像是连根的树开出并蒂花……迎来祖国春常在哎,团结歌声传天涯啰。”
        更为流行的是由乔羽作词、徐沛东作曲的《爱我中华》,它是为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的会歌。歌中唱到:“……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无数国人心潮澎湃,20余年来响遍祖国大地。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已经成为中国人从民族角度认识国家内部人群而构成的经典意象,这非常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而无论是作为民族还是国家的“中华”,则由于“各族人民亲如一家”,而被构建成“五十六族兄弟姐妹”共同热爱和建设的家园。进而言之,我们可以把费孝通先生的深刻洞见“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和已然大众化的民族认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结合起来,升华出民族构建的中国模式——“花园模式”。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时,美国霍普金斯政治理论学派的新秀人物尼古拉斯·唐木朴教授谈到:“对于今日之世界而言,它正变得更像一个花园。花朵可以是不同的国家、宗教、部族、跨国公司或艺术活动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会浸润与沉醉于某些花朵中。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努力培植我们自己的花朵,并与他人一道合作保卫整个花园的健康与繁荣。这也许会涉及制订环保方面的协议以保护水源和土壤,也许是推动经济上的公平正义,促使全球民众都能享受其成果。花园模式的政治是很艰难的,但它允许人们尊重人性,同时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彼此相互合作。”
        在尼古拉斯·唐木朴的眼中,不同国家、宗教等“花朵”正在共同构建世界这一大“花园”,正如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花朵”构建了中华民族这一美好“花园”。中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进程中,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对民族团结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构建“花园模式”的基础。
        目前的民族研究中,还有不少学者以理性主义的口吻重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论调。而笔者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不断观察到,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的普通民众,虽然不像身患“国族构建焦虑症”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那样,把“中华民族”时时挂在嘴上写到笔下,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国民自尊感和国家认同感均十分强烈。“(我们)中国人……”的表述,无论是基于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自信的表达,还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自我批评的话语,都是普通民众在民俗实践层面为“国族构建焦虑症”患者树立起的一面社会检验和文化治疗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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