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生产方式转型的模式研究——以环北部湾广西京族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48 《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 杜树海 参加讨论
【摘 要】在新中国成立前，京族传统生产方式的特征在于生态适应。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京族生产方式的转型经历了由“国家主导”到“多元推动”的变迁，并认为“多元推动”转型格局的优点在于其可替代性，不足在于政府力量的“弱化”与“错位”。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两廊一圈”建设给京族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巨大机遇。 【关键词】京族；生产方式转型；国家主导；多元推动；机遇 【作者简介】杜树海(1981－)，男，四川南充人，博士，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在学术界，“生产方式”一词的内涵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规定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1]8《中国百科大辞典》对于“生产方式”词条的解释为：“生产方式，又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人们谋得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它的内容，生产关系是它的形式，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2]60。上世纪末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内涵有了新认识，如包先建认为应将交换与资源配置也纳入生产方式的范畴[3]。在本文中，生产方式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源配置。生产方式转型则是某一国家(地区)或族群社会中以上三方面的发展、演进与变迁。 京族是我国唯一属于海洋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京族总人口为2.25万人，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北部湾沿岸的东兴市。东兴市的京族主要分布在江平镇的澫尾、巫头、山心三村(俗称京族三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京族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方式也经历了深刻变迁，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的调查资料，京族三岛之一的尾村早在2003年人均收入就已达10100.73元，已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广西京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以及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因此，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越“两廊一圈”建设加速进行的背景下，对京族生产方式转型及其推动力量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生态适应——新中国成立前京族生产方式之特征 生产方式是人们谋得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这必然牵涉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传统观点要么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征服、改造，要么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及其文化具有决定作用。我们认为，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仅应区分不同国家、地区、族群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应考虑历史发展的纵向之轴，即文明发展的程度不同。在文明程度较低、社会文化较不发达的族群社会中，人们生产方式的特征较多地体现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对于族群生态适应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 H. Steward)认为应遵循三个步骤：第一，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对因使用这种技术而形成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确定这些行为模式对其他文化特征影响的程度[4]。 京族面向北部湾而居。北部湾是我国的著名渔场，海洋生物资源极为丰富，鱼类有青鳞、赤鱼、墨鱼、石斑鱼、季母、奎龙、鲨鱼、鱿鱼等7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数十种。此外，沙虫、蚧类、螃蟹、贝类、虾类等杂海鱼产也很多，珍珠、海马、海星、海龙等珍贵药材类海产也很有名。这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渔业在新中国成立前京族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生活在巨大宝藏旁边的京族人民因此形成了一套“靠海吃海”的生产方式。 新中国成立前，京族三岛之一的尾有70％的人从事渔业生产，一年中渔业生产占9个月；在巫头，劳动力总数中从事渔业生产的占50％，农业占40％，盐业占3％，手工业占7％；在山心，调查者通过40户典型调查发现，在总收入方面，渔业占60％，农业占30％，其他占10％[5]4。京族人民用于渔业生产的工具种类繁多，用途各异，计有：渔船、渔箔、拉网、塞网、鲎网、鲨鱼网、大虾缯、墨鱼笼、沙虫锹、蚝蜊刨、蟹耙等40余种。这些工具都较为简陋，技术含量低，且大部分只适宜于浅海作业。因此当时京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渔业产量很低，平均每人每年的渔产量只有800斤到1000斤左右，澫尾、巫头、山心三地1949年的总产量只有49.8万多斤[5]4。浅海捕捞生产方式及简易的生产工具，与北部湾沿岸丰富的生物资源以及当时京族人民较为低下的生活消费水平是相适应的，从而构成了这样一条平衡的链条：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简易的生产工具→较低的生活消费水平。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大型的渔业生产工具相对单个渔户来说过于昂贵，加之渔业生产活动一般需要多人同时参与，在京族群众中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互助劳动组织。这种组织由网头和网丁组成。网头一般由劳动力强、生产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担任，网头负责组织网丁进行渔业生产并一同参加劳动。在产品分配中，网头、网丁获得均分的一份产品。这种劳动组织也是生态适应的结果，获取自然资源的艰巨性要求京族人民必须相互团结、组织起来；劳动产出的微薄，又迫使人们不得不平均分配产品以满足劳动组织中每个成员及其家庭的生存需要。“底嗨”(京语)也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其多表现为几户渔民共同占有一块箔地(箔地，施放鱼箔的浅海海滩)，他们一般具有兄弟或叔侄关系，由于无力单户经营祖遗的这块箔地，故采取轮流做箔、互相帮助的方式进行经营。在这种组织中，渔户之间地位平等，只是在产品分配时，轮到做箔者多得，帮助者少得。 新中国成立前，京族地区的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大多种植红薯、玉米等杂粮。部分京族群众向汉族学会了水稻种植，但由于土壤的不适宜及缺乏经验，产量较低。水稻产量平均亩产只有100斤左右，京族三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粮食总产量只有335700余斤，仅够维持三四个月口粮[5]7。当地盐业生产为几家地主经营，生产规模、产量都较小，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没有多大发展。 二、“以粮为纲”——国家主导下的京族生产方式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迁给京族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京族内部以生态适应为特征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来自国家的力量主导了京族生产方式的转型。至改革开放前，京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基本和全国一致，经历了“土地(渔业)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渔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江平镇京族地区在1952年至1954年间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渔业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并逐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6年，京族地区基本完成了渔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6]4。 互助组、合作社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使京族渔、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当时国家还给予京族人民大量生产贷款，这些贷款被用来购置渔业、农业生产工具及生产资料等，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进步。在此期间，京族地区渔业、农业生产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据统计，1957年京族三岛的渔产量达90万余斤，是1949年的1.8倍；粮食产量达254万余斤，是1949年的7倍还多。根据对山心10户贫农(贫苦渔民)调查，1957年总收入比1952年增加65.2％[5]59。 好的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以粮为纲”政策的施行，使京族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曾经作为附属产业的农业被过分强调，而传统的主导产业渔业被边缘化。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京族人民在国家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围海造田”运动。长长的海堤将原为海岛的京族三岛变为半岛，半岛内几千亩浅海滩涂变成了人们耕种的田地。然而，京族三岛均为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岛，所造水田也多为沙质土壤，含盐量高且不耐旱，并不适宜水稻种植。虽经多次土壤改良，但水稻产量还是较低，双季稻平均亩产只有200公斤上下。 当时生产队要求队员们专心干农活，不准从事其他副产业。家庭副产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是“宰割”的对象。原本在大海里捕鱼为生的渔民现在却必须改行当农民，每天步行一两小时去到田地里耕作。至此，京族人民“靠海吃海”的生产方式被严重扭曲。“以粮为纲”的生产方式是对京族以生态适应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彻底否定，它不仅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饱受打击，而且给京族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也没有使京族的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困苦。值得注意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国家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的形式，在尊重生态适应的基础上，改进京族生产工具，调整京族内部生产关系与资源配置，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60年代后国家主导京族生产方式转型的弊端主要体现在：(1)国家力量相对于传统京族社会来说始终是一种外部力量，它缺乏对京族传统生产方式生态适应性的洞察，或者说未加以足够重视。国家力量从全国整体出发，要求政令统一、整齐划一，抹杀了京族社会的特殊性，由这种力量主导的转型必然会出现方向性失误。(2)当时国家力量既是京族生产方式转型的主导力量，又是唯一力量，缺乏纠错机制。由于没有其他转型推动力量起到比较、鉴别、替代作用，京族的转型只能长期在一种力量的主导下进行，结果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积重难返。是为诺思所说的“制度(路径)依赖”[7]1－2。 三、“多产竞发”——多元推动下的京族生产方式转型 改革开放后，京族地区成为海(沿海)、边(沿边)、少(少数民族)地区。京族人抓住机遇，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洋捕捞、滩涂养殖及海产品加工等产业，还搞起了对越边境贸易、旅游业，形成了鱼、农、副、商及旅游多业竞发的农村产业新格局。毋庸置疑，京族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型，笔者认为此次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多元力量的推动，现试作如下分析： (一)历史传统的推动 这突出体现在边贸业的兴起与发展上。“1990年春节期间，数以千计的越南人肩挑背扛当地的副产品，趟过冰凉的北仑河涌入东兴镇，将东兴镇上的大小商品席卷而归，从而拉开了中越边境贸易的新序幕。”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因为它“镶嵌着浓厚的地缘与人文内容”[8]。可以说是历史传统的力量推动了京族地区中越边境贸易的产生、发展。 东兴镇与越南芒街仅一河之隔，京族三岛至越南柱的海路也只有十几公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京族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是同源跨境而居的民族，他们具有相同的民族性格、共同的语言与历史文化。边境贸易双方最为担心的往往是交易中的风险与成本，京族所具有的族群亲缘关系使之成为中越边贸不可替代的开拓者、承担者。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京族群众就把本地特产——鱼汁大量贩运到越南芒街出售，每年八月开始，几乎天天都有二三十人甚至上百人挑鱼汁到芒街出售。除此之外，海防、夏该、潭夏、康海(均为当时越南市镇名)以及河内等地也是广西京族鱼汁销售的重要地点[5]19。可以说基于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之上的中越边贸一直就是京族特殊的历史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族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中越边贸中，他们通常从中越两国客商交易时的翻译、中介人做起，积累起小额资本，然后依靠人缘优势与对市场行情的熟悉，进行大宗商品的贩运、买卖。京族人在中越边贸中收获颇丰，据学者李甫春的测算，1996年澫尾、巫头、山心三村的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60元、6000元和4334元，远高于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改变与市场供需的变化，京族的边贸业有所降温。至2002年，尾村边贸户苏明彬一年的边贸收入还能达到8－10万元，净赚2万元左右[9]61。 (二)新技术(工具)的推动 新技术的推动突出体现在浅海滩涂养殖业的兴起上。随着虾、蟹、螺、蛤等海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京族人不再满足出海捕捞的生产方式，转而大力发展海产品的人工养殖，后渐成气候。在这一过程中人工养殖技术的引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7年，东兴市江平镇开始在所辖各村任命村农技员，专门负责向村民推广各种农业信息与生产技术。20世纪90年代初，山心的养虾户积极引进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优良品种，近年来还高薪从广东等地聘请技术人员，对池水消毒、虾苗护理、饲料投放、虾塘供氧等各环节进行全程科学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据尾村村支书苏明芳介绍，该村常年邀请湛江海洋大学的教授、专家给养殖户上“科学养殖课”，产生了良好效果。尾村养殖户骆文新1990开始饲养石斑虾，因为缺乏经验和技术，在开始一两年并不赚钱。后来经过养殖技术培训后，1996年以来骆文新每年家庭收入都有10多万元，其中养虾、蟹的收入占绝大比例。2003年京族三岛的水产品养殖总面积达到了28486亩，总产量达到了31275吨，是当年海水捕捞量的1.8倍[10]。 新工具的运用促进了京族海洋捕捞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以前捕捞作业的工具为小拉网，动力工具则为小竹排。现在普遍使用大拉网，这种大拉网长达1000多米，需要四五十人组成拉大网联合体共同操作。动力工具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用上了柴油机船。2003京族三岛海水捕捞量达到了17377吨，是1949年的70倍[11]。 (三)族群精英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京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家庭自主”型小康建设模式，由于每个家庭面临的机遇不同以及家庭成员能力的差别，在京族经济大发展中，必然会产生一批先富裕起来的“经济能人”，在本文中，笔者将他们视为族群精英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指那些担任政府官员的京族人。族群精英在京族生产方式转型中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经济能人”中以澫尾村的孙进为代表。孙进毕业于今中南民族大学，后下海开办贸易公司，积攒了大笔资金。2000年孙进在尾村投资100多万元人民币建设京族文化风情园——小龙庄，他的目标是把农庄式旅游度假与开发京族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开发京族文化旅游资源，振兴当地旅游经济，传播、弘扬京族文化。虽然小龙庄的经营尚不尽如人意，但它在营造整体开发京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大气候方面却功不可没。其实远不止搞旅游的孙进，在其他产业，诸如边贸、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往往也是由一两户带头，逐渐成长为该产业的龙头，对周边村民起到示范作用，村民再广泛参与，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 京族官员以苏维生为代表，其毕业于今中央民族大学，曾任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作为本民族在国家政权中的代表，苏十分关注京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改善京族地区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他争取到23万元资金修建了尾村内水泥路；争取到12万元建设了尾村的自来水工程。1998年在他的努力下，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的金滩防浪、交通两用海堤投入使用。2001年，他还组织人员完成了“澫尾京族生态村”规划，该规划既注重为村民生产生活服务，又着眼于京族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其中部分项目已完工。像苏维生这样的官员往往比一般族群成员具有更高远的眼光、更领先的意识，有时会起到引领本族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京族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生态村规划的编制则为生产方式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四)学者的推动 京族极富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很早便引起了广西乃至全国不少学者的关注。随之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了京族地区经济社会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型进程。这突出体现在京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上。20世纪90年代初，每逢节假日开始有人自发到澫尾金滩“玩水”，拉开了京岛旅游的序幕。此后便有学者跟进进行调查研究，并出谋划策。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李甫春先生提出的京族实现现代化大体思路的第一条就是以旅游业为龙头，把京族三岛建设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海滨旅游度假区，第三条是突出京族特色，把边境贸易和海洋捕捞同发展旅游业结合起来[11]459－461。其提出的将京族海事活动开发为表演、参与项目，建设中越边贸一条街等具体措施如今已被完全实施，收效甚佳。2001年杨树喆教授著文认为京族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应引进民族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为京族生态村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12]。2004年廖国一教授建议京族地区应立足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的地缘优势，促进中越边境旅游的客源互动、资源共享及整体联动发展，为京族地区旅游的发展开拓了新视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正逐渐显现。 如果说以上还仅限于宏观的理论指导，2001—2003年由广西大学袁少芬教授主持的福特项目“中越边境民族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比较研究”课题组则亲身参与了京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工作，因为其项目子课题“民族旅游”的考察点就选定在尾村。据称项目组成员在两年多时间里共下乡450个工作日，所做的工作主要有：调查把握京族海洋民族文化资源的状况和特点；发动村民参与本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验，如开办“喃字”培训班、创办京族文化展厅、把京族优秀文艺节目和哈节等节庆习俗、海事作业开发为文化旅游项目等；成立村级文化开发领导机构“京族民族文化开发中心”，实施把文化资源开发为旅游项目的试验运作等[9]34。2002年由项目组成员帮助策划的京岛旅游线路进行了试运行，此后便成为东兴市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推荐的旅游线路。现今，尾金滩已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的知名景点，村民们从太阳伞出租、私人旅馆、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获利颇丰。总之，学者的力量在推动京族地区旅游向纵深方向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广西京族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的形成等大环境分不开，笔者认为如把京族生产方式的转型笼统地归结于上述两者，显然不利于发现其转型的特殊性，更不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笔者条分缕析(有些地方还不免有失偏颇)的目的是从京族社会内部来看问题，发现一些“地方性知识”，以期为京族尚未完成的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些许参考、借鉴。 四、余论 (一)“多元推动”转型格局的优点与不足 1.优点：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主导下的京族生产方式转型不同，“多元推动”转型格局有多种转型路径可供选择，在一种路径受阻时，多种路径之间可以起到相互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京族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京族地区海洋生态环境日趋退化，传统的浅海捕捞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京族人便将产业重心转向了以新技术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海水养殖业；当以历史传统为主要推动力量的边贸业遭遇降温时，京族群众又转向了以资源为依托、以官员、学者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旅游业。“多元推动”转型格局可谓是京族生产方式顺利转型、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放大视野，用比较的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京族生产方式转型的经验具有全国甚至世界意义。我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们生活较为困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转型的推动力缺乏或单一，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内外”结合、多元推动力量的出现。在南美国家巴西的中西部地区，当地农民却遭遇到另外一种困境——经济社会转型完全由企业资本主导，造成了农村社区的边缘化与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13]。构建多元力量(特别是农村社区内部力量)参与的推动体系，是解决当地面临困境的有效路径。 2.不足：京族生产方式转型是成功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推动转型的多元力量之间还不够平衡、和谐，一个重要体现是政府力量的“弱化”与“错位”。政府在京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大量扶贫款投向京族地区以及上文所述的新技术的推广等等，但总体而言，来自政府的力量与其他推动力量还不协调，与京族社会经济发展还不适应。现今京族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主要有：环境污染加剧，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消亡，文化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不适应，集体经济弱小等。这些问题既是政府力量弱化的表现，又都需要政府以外部力量的形式介入并推动解决。对于环境保护，政府应尽监督之责；保护民族文化，政府应加快立法并加强执法，对文化教育事业，政府应尽鼓励、支持之责；集体经济则需政府大力扶持与正确引导。“错位”表现为某些情况下，政府缺乏对京族社会的深入研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与当地实际不相适应。如2001年政府就曾出资在京族散居地东兴镇潭吉村建设京族文化广场，以发展旅游业，但由于该地京族传统文化氛围并不浓厚，结果项目没有取得成功，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又如面向京族群众实行了几十年的“扶贫款”制度，在新形势下，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变革的必要。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及“两廊一圈”建设与京族生产方式的转型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一致同意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10月，温家宝总理出访越南，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确定了合作建设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和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两条经济走廊和北部湾经济圈(简称“两廊一圈”)的意向。中越“两廊一圈”建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次区域合作，它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示范与带动作用。贸易投资与旅游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两廊一圈”建设的重点领域，它们也将对京族经济社会发展及生产方式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京族所在的东兴市与越南陆海相连，是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也是中越北部湾经济圈的核心部位。历年来广西对越南的边贸总额中，有一半是东兴市实现的。2009年《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引进广西北部湾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成边民互市贸易区一期工程投入营运，二期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制定了《边民互市贸易商品收购调运管理办法》、《边民销售互市进口商品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等措施，促进全市贸易的快速发展，全年对外贸易增幅高于全区33个百分点[14]。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两廊一圈”建设带来的巨大机遇，京族群众必须改变单家独户肩挑背扛、获取国家政策给予边民优惠的边贸模式，走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的道路。京族群众可选择组建边贸联合体的模式，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参与到中越区域经济合作中去，这样才能使京族边贸业不断升级以至发展壮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两廊一圈”建设推动了中越边境跨国旅游的迅猛发展。2009年全年经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386万人次；全市接待游客128.69万人次，增长11.02％；入境游4.5万人次，增长1.12％；旅游总收入实现3.92亿元，增长5.09％[14]。其中，澫尾金滩是全市的重点景区。面对中越旅游合作加深的形势，京族地区应该与越南芒街、下龙湾、海防乃至河内等地实现资源整合，联动发展，力争把京岛旅游建设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游、越南公民入境游线路上的一颗明珠。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本地景观设施的建设，树立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另一方面则要适度超前发展交通运输、度假酒店、商品购物与娱乐休闲等行业，打造旅游集散地、中转地及高档休闲度假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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