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6:11:1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 曹端波 陈志永 参加讨论
四、小结 全民参与的工分制是上郎德苗寨的创举，在民族文化旅游中树立了一个典范。郎德苗寨的核心旅游产品为进寨的12道“拦路酒”仪式和铜鼓坪的“歌舞表演”，吸引中外游客跋山涉水来到这里的就在于此。然而，这两项核心产品参与性、体验性极强，需要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且拦门酒和铜鼓坪表演本身就是全体村民的专利。“工分制”体现出的只要参与就有报酬，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既保证了旅游产品的质量，也有利于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工分制模式不仅体现在经济产业上，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村落共同体建设。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受现代化冲击，社会共同体面临瓦解，货币主义盛行，社区合作能力严重衰退。对于郎德苗寨来说，村民主体能够熟练运用国家和市场的资源，将郎德苗寨推动到新的起点，可见村民所具有的智慧并不亚于所谓的知识精英。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村集体产业(旅游业)的支持，人与人的合作仍然在维持，社会合作能力随着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强而不是相反。 中国乡村的衰败自晚晴以来就已经开始，民国时期一批知识精英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1950年代以来，中央不断加强对乡村的重建，21世纪以来更是加强了力度。其实，中国村落的发展最为严重的问题不是经济的不发展，而是村落社会的坍塌：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项目促进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村落内部家庭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更何况大部分项目面临水土不服难以为继。中国乡村建设思路是基于发展主义的范畴，这必然忽视乡村公共性的重建和共同体的维护；另外，作为封闭式的发展思路和制度设计，乡村的精英、资本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返乡之路”被无情切断。 郎德模式为乡村社会的重建提供了思考，即重新开启以社会治理为基础，以村落共同体为主体，开放社会各种资源，由乡村社会自主设计其制度，发展他们自身家园之路。换言之，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构筑坚实的社会基础，那样的乡村才是多彩的和有生命力的。 [收稿日期]2015-07-18 注释： ①郎德作为一个自然地方，分为郎德上寨、堡寨、郎德下寨(有的也称上郎德村，这是为了与下寨相区别)等，其形成历史、人群构成和风俗习惯等均相同，本文探讨的主要是郎德上寨这一个自然寨。 ②郎德上寨的风雨桥位于郎德寨前的“欧兑河”上，过去因水流不稳定，一到洪水季节经常被水冲垮，但郎德苗寨村民不畏艰巨，不断修筑；现在由政府出资修建了一座较大且坚固的风雨桥。“风雨桥”应为“福桥”，是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为风水聚财并方便交通而修建的桥。在苗族、侗族文化中并没有风雨桥之说，但因外界习惯，本文也用了风雨桥的说法。 ③贵州师范大学李丽在访谈雷山县苗学会会长李国章时所获得的发现，认为郎德工分制主要是郎德苗寨村民在集体参与发展中的自主创设，不同于大包大揽的集体化工分制。参见李丽：《郎德工分制中的道义、理性与惯习——农民行为选择的田野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④笔者在郎德苗寨调查时，有人说工分制是由老支书陈正涛发明创造的，但经过不断访谈，发现老支书在工分制的设计中具有重要影响，但并非其一个人设计的，而是由一批人，如老支书、寨老、鬼师等经过不断的修改自然形成的。 ⑤郎德苗寨工分制对于角色和着装的分配很少改变，笔者在2006年至2008年先后几次调查时均是如此，这表明了工分制的稳定性和成熟性。表1与表2主要参考李天翼的资料整理，参见李天翼：《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⑥售卖工艺品多是郎德村寨的老年妇女，早期，妇女们在表演期间售卖工艺品，且在表演结束后，一拥而上，向游客推荐自己的产品，且互相杀价，秩序相当混乱，甚至引起争吵。鉴于这一情况，村旅游管理小组为了提升郎德苗寨的形象，设计了一套制度进行规范：客人到来之前，妇女到村旅游管理小组领号牌，根据号码在鼓场相应位置展示自己的产品，不得互相杀价和争吵，由客人主动来挑选。现在工艺品的售卖秩序井然，在于郎德苗寨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 ⑦杨大陆为雷山县上郎德寨人，姓陈，苗名为“杀”(Dlas)，父名为“略”(Niel)，按子父连名为“杀略”(Dlas Niel)，因杀略相当勇敢，人们称他为“杨”(苗语“yang”之意为勇敢)。故“杨杀略”(勇敢的杀略)被当时清军误认为姓杨，并按杀略的苗音，传为“杨大陆”。 ⑧在调查过程中，陈正仁一再强调长满浮漂的地方就是“细绿皮水塘”，细绿皮水塘的地方就是好风水，适合人居住。 ⑨据笔者调查，郎德苗寨泥鳅、黄鳝代表勤劳之意，至今郎德陈姓(原余姓家族)仍然忌吃泥鳅。余家迁入郎德的条件要看那里是否有鱼，后来余姓兄弟因打死偷鱼之人而吃人命官司等，从这些信息可以得出余家早期从事渔猎生活，迁入上郎德后才改为稻作。 ⑩郎德上寨老鼓楼坪位于村寨中间，正中有石头供插铜鼓柱，农历十月过苗年和十二年一次的招龙需要挂铜鼓进行“跳笙鼓”。后来，因为人口增加，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建有新铜鼓坪，但在跳笙鼓之前，必须先到老铜鼓坪踩鼓。 (11)据陈正涛介绍，女儿出嫁到其他家，不想要这个桥跟她走，自己一个人走，她必须拿香来砍断桥，并且要鸭、鱼来祭这座桥。因为这个桥想跟着姑娘去，姑娘又不要它去。架桥时树根朝太阳方向，因太阳是光明和希望的代表。 (12)郎德苗人认为：人类之初，有72寨，每寨72家，火鬼烧了70寨，其他两个寨子每寨烧71家，只剩下两个寨子各一家。因此幸存者需要祭祀火鬼求其保佑。 (13)2015年1月20日课题组在郎德上寨的调查。 参考文献： [1](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贵州省文联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一集)(内部资料)，19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