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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顾炎武的“访学”之旅


    顾炎武(1613—1682年),世称亭林先生。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今江苏昆山千灯镇),嗣祖父绍芾劝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遂幡然醒悟,“退而读书”“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走上独特的治学之路。
    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效仿先贤“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毅然告别了故乡,从此踏上长达25年的访学之旅。
    访学太行东西
    顾炎武首先抵达山东。途中,经过淮北,遇上连日大雨,“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蒋山佣残稿·答人书》),可见他访学之旅的艰辛。
    顾炎武到莱州府掖县落脚。异乡初到,观感甚多,有诗云,“海右称名郡,齐东亦大都……登临多感槩,莫笑一穷儒。”(《亭林诗集·莱州》)顾炎武最大的收获,是在任唐臣家读到宋儒吴棫著的《韵补》,于是开始深研上古音韵,完成《韵补正》。他随后到即墨,游劳山,抵济南。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登泰山,心胸为之开阔。山东是儒家发祥地,顾炎武自然要拜谒至圣先师,旋赴兖州至曲阜,拜谒孔庙,接着在邹县拜谒周公庙、孟庙,也算是文化的“寻根之旅”。 顾炎武在邹平游张氏万斛园,访古碑于郊外;再抵章丘至长山,复至济南,复赴莱州等地,一路收获丰富。次年,自居庸关返邹平后,他静心订正了《邹平县志》。
    他为了生计,置田舍于章丘大桑庄。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前往山西,来到闻名天下的云冈石窟所在地大同,之后,到浑源州,渡汾河至平阳府。康熙二年,自平阳登霍山,赴太原,至代州,游五台,之汾州,历闻喜县裴柏村,拜晋公祠,寄托思古之幽情。康熙五年(1666年),出雁门,并在此结识了关中大诗人李因笃,与其商量集资垦荒于雁门之北。在山西,顾炎武结交傅山、戴廷栻等文朋诗友。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因为黄培诗案入狱,在济南府蹲了7个多月的监狱,幸有他做京官的外甥与李因笃等人的相救而获释。
    学者赵俪生认为,顾炎武北学,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将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这11年为他人生中划一个段落,为学取得丰厚的收获:
    (一)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州)一些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进行了一些落实;(二)对明朝蓟辽、宣大“三边”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守成败的经过,做了一些检查落实;(三)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复”的旅行考察,有时自井陉口入,有时自飞狐口入,并且对山西有时自北而南,有时自南而北地进行调查。以上这些活动的收获,他考虑情况,分别纳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册或其他另种著作如《山东考古录》《谲觚》《金石文字记》《营平二州史事》(已轶,仅余《地名记》),以及《北岳辨》等单篇文章。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除在山东之外,顾炎武还北学于河北、京师之地。他6次拜谒天寿山,游历了蓟州、遵化、玉田、永平,登上今河北卢龙县西十五里的孤竹山,拜谒“耻食周粟”的夷齐庙,并远足考察山海关。
    清代学者全祖望非常赞赏顾炎武治学精神,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顾炎武全集·神道表》)这种“采铜于山”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堪为表率。
    “筑山居”于关中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首次入关。在《三侄书》里,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还说,“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文集》)关中文化氛围好,地理位置也好,不但“绾毂关、河之口”,而且各路消息灵通,再说如果有险情,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
    进入潼关,顾炎武以历史与地理学家的眼光打量此关,有诗云:“黄河东来日西没,斩华作城高突兀。关中尚可一丸封,奉诏东征苦仓卒。紫髯岂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渑间。至今秦人到关哭,泪随河水无时还。”(《亭林诗集·潼关》)所谓“奉诏东征苦仓卒”指崇祯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官兵连战潼关的史实,直言明廷不应该逼孙传庭仓卒间出征,以致潼关之败,遂有“至今秦人到关哭,泪随河水无时还”的感叹。
    登上西岳,他写有《华山》诗,有句云:“四序乘金气,三峰压大河。巨灵雄赑屃,白帝俨巍峨。”极状太华山之高峻。顾炎武过骊山,游长安,至楼观,又折回拜谒乾陵,一路写有《骊山行》《长安》《楼观》《乾陵》《关中杂诗》等诗作——这些诗,一是描绘了关中的名胜古迹,二是吊古喻今,寄意深远……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折返北京,寓居慈仁寺(今报国寺)。在京期间,叶方蔼出任明史馆总裁,邀请顾炎武入史局修《明史》,他作《与叶讱庵书》,斩钉截铁地说:“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拒不修史,态度何其决绝。
    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顾炎武复次入关,与李因笃在明月山前的富平老家韩村相会。顾炎武在《与李湘北书》里说,他与李因笃“以生平昆弟之交”(《亭林文集》卷三)。在这里,顾炎武与当地的朱树滋等数位学者聚会于村郊外美丽的镜波园。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赴同官(今铜川),拜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慎之墓,为之撰写墓铭志,返回太华山,然后,又出关东行河南,历洛阳、游少林,登嵩山,访梁园……
    从康熙二年(166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18年间,顾炎武4次入关。在关中,除过从李因笃,还结识了大儒李颙和王弘撰,是谓“关中三友”。在顾炎武看来,关中确实是理想的“将筑山居老焉”之地,而且付诸实施,建新斋于太华山下。更多的时间,顾炎武在太华山下翠影遮阴、群峰映窗、泉水竹林的新斋,埋头窗前,心情舒缓地整理自己的著作,一直至离开关中去河东曲沃。
    终老河东曲沃
    顾炎武既“筑山居”于关中,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呢?他在《与熊耐荼书》中说:“三峰之下,弟所愿栖迟以卒岁者,而土瘠差繁,地冲民贫,非所以为后人计……故东向而思托足耳。”在这段话里,顾炎武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关内秦地“土瘠差繁,地冲民贫”,也就是说,经过他在太华山下的切身感受,这里多为山地,并不肥沃,加之各种差役和赋税繁重,不堪忍受,再说,顾炎武曾经想在华阴买水田四五十亩,估计也难以落实。李因笃表弟也曾劝他说:“长源(按:朱树滋)谓秦俗最薄,劝吾归吴,至于再四”(《亭林文集·蒋山佣残稿·与子德书》),这些都是顾炎武最后下决心远走河东曲沃的主要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顾炎武到达曲沃,居住浍河之畔的东韩村,因上马坠地而病倒,去世前,勉力回复李因笃的闻讯,作绝笔五言诗《酬子德二十四韵》。去世后归葬故乡千墩镇。
    顾炎武访学路线,主要沿着山东半岛—华北平原—汾渭平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这仅是对他往来鲁、燕和京师之间的描述,不包括晋、陕、豫等地的访学历程。但是就全程而言,顾炎武大致循着我国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中轴线行走。他自述道:“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备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他又说:“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亭林文集·金石文字序》)他的行旅设施极为简单,“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终年步履不停,探幽寻微,如此艰辛,却毫无退缩,个中原因,他告诉外甥徐文元:“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亭林文集·答人书》)如此远大的经济天下的学术抱负,是支撑他为学与远行的坚强信念。
    “北学于中国”的顾炎武,终获巨大学术成就,在经学研究、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皇皇巨著,开清代乾嘉汉学先河。
    (作者:柏峰,系陕西省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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