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闻一多，那个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爱国民主战士形象跃然眼前。论为人，金刚怒目、铮铮铁骨、热情似火的诗人闻一多，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伟岸形象。论为文，《红烛》之炽热，《死水》之深沉，都是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回望闻一多的一生，至真至纯、良善同行是他生命的熠熠底色，也是他为人为文的可贵美德。
“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
闻一多早期部分诗作被收入在《真我集》，虽不如《红烛》《死水》两部诗集那么引人注目，但青年闻一多的志向与品格已在其中显露端倪。
写于1921年的《率真》有如下诗句：“莺儿，你唱得这么高兴？/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人是为什么的吗？/鸦儿，你也唱得这么高兴，/你不曾听见诅骂的声音吗？/好鸟儿！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唱，/什么赞美，什么诅骂，你们怎能管得着？/咦，鹦哥，鸟族的不肖之子，/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若是天下鸟儿都似你，/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不论是莺儿的赞美，还是鸦儿的诅骂，有了歌儿就该唱，发出真我的声音，而不是鹦鹉学舌般丧失了真我。这就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闻一多，不仅涵养“自我”之独立精神，而且还虔诚地追求“真我”之品格。
《红烛》开篇，他就发出诘问：“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当时一些诗人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同为诗人的闻一多，却勇于质疑诗者们能否真如红烛般，存有表里如一的“真我”？显然，闻一多的诗就是“真我”的诗意表现和率真表达，内在与外在统一于“真”。
另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闻一多不为亲疏利害关系所囿，无论赞扬或批评，皆出于率真之心。作为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他努力倡导并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有力促进学生社团的良性发展。
当时仍是在校学生的闻一多，按说需要郭沫若这样已经有一定名望的诗人来提携，以求在文学界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计，他们彼此褒评更可以壮大声势。但闻一多该赞扬的赞扬，该批评的批评，努力践行一个批评家的职责，于是就有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赞扬郭诗不独艺术上与旧诗词大相径庭，“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同时也毫不客气指出《女神》存在欧化的问题，地方色彩不够明显。他写道：“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百年前，闻一多率意地直言郭诗的缺憾，不因其是自己的“盟友”而屈心抑志。该赞扬的赞扬绝不捧杀，该批评的批评亦不棒杀。闻一多的率真，值得当下的文学批评家学习。
“美即是真，真即美”
闻一多深信“真”是沟通文学和美的通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融入了真实的生命感受和诗学思考，是他真切的诗思洋溢。在诗歌《艺术底忠臣》里，闻一多真诚地表达了对英国诗人济慈诗品、人品的认同。他认为济慈不同于那些“名臣”，而是艺术的“忠臣”，济慈的诗学重心就是对“真”的坚守，“诗人底诗人啊！/满朝底冠盖只算得/些艺术底名臣，/只有你一人是个忠臣。/‘美即是真，真即美。’……”
这既是闻一多对济慈的真诚追慕，又暗含着他自身的艺术理想。回顾闻一多丰富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处处履行着“美即是真，真即美”的诗学信条，洋溢着“真”的感情。这种“真”，是诗人对爱女、亲情等小我情愫的真心流露，也是诗人对国家、民族、人民等大我情怀的真切抒发。朱自清就赞誉闻一多“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想必是看到他诗歌作品中的“真情”。
留美期间，由于祖国实力弱小而屡遭冷眼的经历，时刻牵引着闻一多敏感的爱国主义心绪。在《太阳吟》中，他写道，“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回肠！”日夜牵系家国的游子形象呼之欲出。《洗衣歌》中，他写道，“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简单的诗句，生动展现了客美华人的思乡情结。《七子之歌（澳门）》中，他以孩子对母亲的情感，比喻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行走在世界各地，闻一多始终牢记自己的“真名姓”，爱国之心炽热、浓烈。在《我是中国人》里，他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在《一句话》中，他始终期待着“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赤子之心，如真金在熊熊烈火中熔炼。
爱女的离世，对于闻一多而言是生命体验中漫长的灰暗与潮湿。这种真切的痛感剜着他的内心，借助诗意笔墨自然流露出来。葬歌《也许》没有大开大合、悲戚迸裂的情感喷发，而是通过一位父亲向爱女日常呢喃的耳语，将无尽的惦念、爱抚情愫缓缓地释放，真实感人。“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这位父亲，以想象爱女入眠的美好状态置换死亡，也许女儿在听蚯蚓翻泥、小草根须吸水，这场景可能比人世更加静美，要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这般以乐景写哀情，使人更感其哀。《忘掉她》连诗形都浸润着闻一多的哀情。“忘掉她，象一朵忘掉的花”复沓出现，视觉组合形式类似小小的棺椁。在诗意表达上，闻一多将爱女比作“一朵忘掉的花”，这花开得偶然、短暂，安眠地下的她听蟋蟀唱、看墓草长，“她已经忘记了你，/她什么都记不起”，诗人自我安慰“就说没有那个人”“象春风里一出梦，/象梦里的一声钟”。书面语言层面重复出现的“忘掉她”，心灵旋律层面无法做到的“忘掉她”，这种矛盾的表达，反映出的正是一个父亲纠结的真实内心。
品读闻一多的抒情诗，没有丝毫的拿腔拿调之感。贵在真实，特别是情感的真实，这是闻一多贯彻始终的艺术信条。诗坛有一些诗作拿腔作势、空洞无物、感情虚浮，归根结底是因为诗人没有将“真”的诗思、诗心、诗情融入。不真何以言美？闻一多的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直击人心，让人们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真”既是闻一多的人格底蕴，也是他的艺术底色。
“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如果说真与美是闻一多的艺术观，那么真与善则是闻一多的人生观。始于真，终于善，他既是爱国民主斗士，又是现代经典诗人。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是少有的。当看多了高蹈派、伪善派背后语言文字和真实人品的巨大差距，也就对至真至纯、表里如一、身正为范、大爱真善的诗人闻一多感到由衷的钦佩。
纸面或口头的真与善，标榜者甚多，但能以生命践行的屈指可数，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在生活中，他也是求真与向善的典范。少年时接受新教育、新思想的闻一多，自然也有着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性别平等的现代思想。然而在1922年即将赴美留学之际，他被父母包办婚事，无奈与高孝贞步入婚姻。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流露出“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的绝望心绪。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传统包办婚姻所困而又另觅佳音的名人很多，能在包办婚姻中友善对待另一方的却不多。闻一多也曾痛苦、迷茫，但他站在高孝贞的角度反思，这样一位不识字、被父母包办的女性同样是受害者。这种“善意”让闻一多不忍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上，他决心培养这段感情。于是，在他的勉励和支持下，高孝贞开始接受教育，夫妇二人共同培植情感。在这过程中二人感情日渐醇厚，旅美的闻一多，甚至因为思念高孝贞写下著名的情诗《红豆》组诗。
当然，人非草木，目睹耳闻其他人追求自由恋爱，难免有情绪上的波动，在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之间，他也有过矛盾和纠结。这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反应。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让人痛苦，自由恋爱的现代爱情让人甜蜜，但对于前者，闻一多没有轻言舍弃，他选择的是将传统的婚姻改造为现代的爱情。他以自律、自省的方式，及时掐灭一些不好的苗头，调整自己的心绪，表现出超强的自制力。闻一多曾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这也是他对自己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在闻一多的善意中，高孝贞从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牺牲后，高孝贞改名高真，想必是对患难真情的纪念吧。
回首闻一多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真善美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他践行的“求真”诗学观和率真的抒情人格，与鲁迅倡导的“率真行诚，无所掩抑”的摩罗诗人的现代精神相一致，与传统的抒情有不小的差异。这种求真的抒情，在《发现》《祈祷》《一句话》《洗衣歌》里像团火向外灼烧，一个胸怀宽广、心忧天下的青年诗人无所顾忌地坦露心声。这种求真的抒情，敢于对自身进行批评和剖析，比如《玄思》中写道，“我这荒凉的脑子/在黄昏底沉默里，/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仿佛同些蝙蝠一样”。不论外向度的批判现实式抒情，还是内向度的反思自省式抒情，都具有向着真理求索的现代品格，富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闻一多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立场上，追求真理与正义。他的“新格律”诗学不是为了开宗立派，而是真诚地为现代诗歌发展摸索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闻一多面对新诗欧化存在“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的弊病，倡导诗的真价值、真精神。他对于真美一体的理念内核的推崇，实际上反映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诗学理想。
不论是为诗，还是为人，求真、自省的态度，决定了他具有因真而美、因真而善的艺术风范和人格魅力。诚如学者王泽龙所言，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符号和人格标杆。浪漫主义现代诗学品格，是闻一多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现代诗学遗产。
（作者：王雪松，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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