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因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而突放异彩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展开长期斗争的开端。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鸦片战争时期①是二千年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开始。在此之前的传统史学是在中国原有的文化条件下，在中国封建社会连续性发展的环境中演进的；由于鸦片战争发生，西方列强的大炮和他们的先进文化一起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有识之士对此作出的最早反应，恰恰在史学领域中有突出的显示。从此，无论是著史的主旨或是史书的内容都跟以往显著不同。总的特点是，由于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史学冲破了乾嘉时期醉心于考证的藩篱，转变成为与御侮图强的斗争息息相关，展开了新的出色篇章。短时间内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在当时即广为传播、并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史著，历史学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摸索救国道路的伟大斗争之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风气的转变是时代剧变的反映。以往中国社会在封闭的状态下运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潮流及其殖民活动闭塞无知。鸦片战争即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发生尖锐矛盾而爆发的。从此，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在清朝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也展开斗争。在战争中，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大众成为抗击侵略的主力，一再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在官员中则出现了像林则徐、关天培这样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为反抗侵略而奋斗献身。先进的中国人从此警醒起来，认识到凶恶的侵略者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必须坚决抗击侵略，才是民族唯一的出路。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敏锐地反映了这一矛盾。爱国史家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发愤著述，表达出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魏源和夏燮堪称为这一时期爱国史家的出色代表。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发愤完成了三部重要史著。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他就满怀义愤完成《圣武记》一书。魏源为著此书早就着手搜集资料，1828年（道光八年）任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时，便广泛阅读了内阁所藏大量档案、典籍，从那时起即为著述作了准备。鸦片战争时，魏源居住在扬州，目睹英国野蛮侵略、清廷昏庸战败这一重大事变，忧愤交加，遂在以往探索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完成《圣武记》，表达其爱国御侮的决心。全书共十四卷，主要内容一为记载清初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是论述乾隆末年后陷入的困境，由于明确地从历史的反思中为当前御侮斗争提供经验教训，因而就具有近代史学的意义。此书一著成，即“索观者众，随作随刊”②，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又于1844年和1846年两次增订刊行，成为晚清史学的一部名著。魏源又于同年十二月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此书尤为鸦片战争时期抵抗路线在历史著述上的结晶，是由林则徐倡议编撰的。③其后，魏源又于1846年--1847年增订为六十卷本，再于1852年增订为一百卷本。全书大部分内容是介绍外国历史、地理和现状知识，而开篇两卷《筹海篇》（包括“议守”上下篇，“议战”、“议款”各一篇）则代表魏源呕心沥血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他认真地分析战争中的胜败得失和前因后果，并提出反侵略的办法。第三部著作是《道光洋艘寇海记》，成书和流传时间都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此书原名作《夷艘寇海记》，由于惧祸，当时没有署上作者魏源的姓名，但我们现在仍能找到多项直接记载证明作者是魏源无疑。④至1893年（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将之收入《圣武记》，正式确认并第一次公开作者是魏源，标题也改为今名。此书成书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以后，当时人们即不怕触犯时忌，广为传抄，今天仍可见到几种内容相同而书名小异的抄本，如题为《夷艘寇海记》或《英夷入寇记》等，证明当时在社会上所受到的重视。此书虽然仅有二卷的篇幅，却被研究者誉为中国关于鸦片战争“最早”和“比较全面”的记述，“确是记载鸦片战争史的第一等的著作”。⑤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魏源致书友人讲他发愤著述的心情说：“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托空言以征往事。”⑥他将著史与反抗侵略的紧迫需要结合起来，去反思清朝盛衰的历程，记载“当前的活的历史”，又撰成内容丰富的介绍外国史地的巨著，三部史书都在数年之内相继完成，因而为近代爱国史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夏燮著史同样冒着巨大风险，而且经历了更多的艰难才完成。所著《中西纪事》，内容记载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而夏燮著史的意图，是通过记载当前事变，唤醒国人认识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民族前途日益危险。他这样做，在当时是处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如他所说：“两相（指穆彰阿、耆英）枋国，防口綦严，珍此享帚之藏，窃怀挟书之惧。”⑦这寥寥数语，正道出投降派钳制舆论的逼人气氛和当时一些作者惧祸的心情。夏燮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对著史抱有极其严肃的态度，为搜集材料历尽艰辛。鸦片战争时，他正在直隶临城训导任上，中国战败的消息使他义愤填膺，“蒿目增伤，裂眦怀愤”。于是立志著史，从次年起，即开始“搜邸抄文报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⑧，开始从事编撰工作。1850年，道光帝死，咸丰帝登位，穆彰阿、耆英被革职，至此，夏燮把所藏资料整理成初稿，并写了《中西纪事原叙》，但当时还未敢刊行，仍秘藏起来。1859年，他对初稿作了增订，补充了“十年来所闻见者”，“分类记叙，厘为十六卷”。此后在1860年和1863年又作了两次增订，才最后完成这部二十四卷的著作。经过他锲而不舍的苦心搜求，积二十年左右的努力，才获得了多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一是邸抄、奏议；二是当时传抄的官员来往信札；三是当事人的笔记、书信⑨；四是作者访问所得材料⑩；五是可以据信的西人月报。全书就上述材料互相参校而写成，保证了史实上的可靠。夏燮赤诚地表明自己的著史态度：“沥血叩心，忧危入告，不敢诬也不敢讳也。”（11）环境的严酷，更加显示出他爱国精神的可贵。
这一时期的爱国史著还有：姚莹《康輶纪行》（十六卷），完成于1847年；徐继畲《瀛环志略》（十卷），撰著于1843--1848年；梁廷枬《夷氛闻记》（五卷），完成于道光末年咸丰初年。据此，从史著的数量、规模和反映的广泛范围上，都证明这一时期由于爱国御侮斗争的刺激，进步史家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因而形成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第一次高涨。以下我们进而选取爱国思想、历史见识和产生的影响等视角，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富有时代意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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