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及时忠实地记述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
处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爱国史家挺身而出，及时、忠实地记述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用庄严的史笔，揭露侵略者，斥责投降派卖国行为，赞扬抵抗派，歌颂民众斗争的伟大力量--这是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一项突出贡献。他们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表现民族的正气和人民的爱憎，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而不同的史著又各具特色。
《道光洋艘征抚记》及时而系统地记载了鸦片战争这场复杂事变的全过程，见识很高，成就最突出。魏源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正义立场，把握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据实直书。他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掠掳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淫掠”引起的，侵略军进入长江，“炮火震江岸，自瓜洲至仪徵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愤怒地控诉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清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腐败，“升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侵略者的军舰开到南京城下，对耆英、伊里布恐吓“诘朝请战”，当下诸帅即胆裂，即夜复书，一切从命”，铸成屈辱失败的结局！魏源写此书时，投降派正在道光、穆彰阿庇护下重新抬头，魏源对他们的罪行痛加揭露，如斥责琦善到广州后，“开门揖盗，自溃藩篱”。奕山先是冒险进攻，以图侥幸，招致失败后立即现出怕死原形，“避人巡抚署，面无人色”。于是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敌求降，“一切允之，城上树白旗”。奕经出师，一路游山玩水，沉迷酒色，法纪荡然。在浙江失败后捏奏虚报，英军放弃宁波北上，奕经竟以“大军逼退英兵、收复宁波入告”，大败又成大胜。书中又热情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魏源肯定了林则徐坚决禁烟、加强战备、严密防守等一系列坚决抗击侵略的行动，肯定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的识见。对于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抵抗派也予以表彰。他在书中还明确提出“义民可用”，并以充沛的感情歌颂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倡义报复，四面设伏”，使凶恶的侵略者陷入重围，谱写了一曲人民抗英斗争的雄伟战歌。而南海等县义民自办团练，达数万人，“昼夜操练，义律侦知内河既有防备，竟不敢报复。”（12）这些立场鲜明而又确实可信的记载，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奋，结尾写：
迩者沿海通商，鸦片益甚于前，其据定海及鼓浪屿之夷，且胁官吏，薮逋逃。封豕横门户，绸缪无桑土，直未知所底止矣！（13）
指出签约后鸦片祸害更加严重，侵略者盘踞中国门户，后患无穷，深沉地呼吁人们提高警惕。由于《征抚记》是一部信史，表达了当时正直人们共有的思想感情，而且比一较人了解得更多，观察得更深刻，符合时代的需要，加上它善于叙事，篇幅又短，所以人们不怕触犯时忌，广为传抄。进步的史学著作冲破了当权者的禁阻，产生了广泛影响。
魏源《圣武记》一书，是赶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完成的。书中做到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跟反侵略斗争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总结历史事实中吸取对当前御侮有益的教训，同时揭示出统治集团腐败误国的据源。如，书中赞扬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对噶尔丹作战中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在战争中忽战忽降、举棋不定而说的。魏源还加了直接的议论：“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14）这里指出“庙算不定”招致失败，显然即是对道光在战争中忽战忽和举棋不定的谴责！书中赞扬清朝兴盛时期军事行动迅速，布置严密、情报准确、赏罚分明，所针对的也是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文恬武嬉，水陆废驰”，一败再败，谎报军情以避罪或邀功，赏罚是非颠倒等腐败情形。书的后半部写白莲教起义使清廷受到痛深创巨的打击，暴露官军的极度腐败，将领临阵逃脱，甚至残害无辜百姓以邀赏；以及各路将领互相掣肘，勾心斗角，靠侵吞军费腐化享乐。这些记载实则揭露了鸦片战争中奕经之流卑劣行径的根源。由于这部著作把写历史与论时局有机地结合，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观察当前事变，所以在当时才受到广泛欢迎。
《夷氛闻记》一书则对英国的侵略性作了深刻的揭露，而且许多记载得自亲身见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梁廷枬早先入广东海防书局，一直关注海防、外交问题。又曾与方东树同修《粤海关志》，汇辑了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鸦片战争时，梁廷枬任广东越华书院监院，林则徐到广州，驻节越华书院，曾向他询问禁烟、海防事宜，梁热心襄助，“为规画形势，绘海防图以进”（15），大力支持禁烟。1849年，在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斗争中，曾亲与英领事交涉，迫英人暂停入城之议，因功被授予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夷氛闻记》即大约成书于此时，比较全面地记载鸦片战争经过，包括中英通商由来、禁烟经过、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战事及广东人民的禁烟斗争。
梁氏严正指出英国早已蓄谋对中国侵略，书中劈头即指出：“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并且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其背后的经济动机，是英国依靠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夷自乾隆初年攻据孟阿腊，即古印度海口，驻守至今，凡租地开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税，所以资于鸦片者甚厚。”（16）因此在战争一开始，侵略军头目就已“先定旷口持久之谋，不得志于粤，则肆毒于闽、浙。”（17）梁氏已能从经济上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作分析，这是对当时有人所持林则徐操之过切、引起英国报复的错误论调的有力驳斥。梁氏还总结出侵略者的本性是得寸进尺，包藏祸心，惯于实行欺骗恫吓：“夷欲未厌”，“我愈退而彼愈进”，“其所求者大，声言报怨，皆虚作恫吓之长技耳”。（18）这些都是梁氏站在正确立场对事变作出中肯的总结，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梁氏经历了广东地区事变的前前后后，材料得自亲身见闻，所以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着重记载：三元里附近“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并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遂将侵略军包围在牛栏岗丛林中，“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逃者不识途径，亦多被截击。有叩首流血得免者……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引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围既久，义律驰至，亦被围。”（19）这些比《道光洋艘征抚记》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记载更为完整，生动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奋起抗英的英勇精神和威力！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人民抗英是赞扬还是反对，一直是抵抗派与投降派斗争的一个焦点。梁氏对人民抗英力量作如此高度评价，是极其难得的。（20）
夏燮著《中西纪事》，敢于顶住投降派的压力，重点记述了鸦片战争长江之役、台湾抗英将领姚莹遭受诬陷的事件和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的斗争，正义凛然地揭露投降派，歌颂爱国军民。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权奸穆彰阿乃至道光帝，指出：造成南京城下屈辱签约的结局，不仅是因为耆英、伊里布“预存一不敢战之心，而先入之言，方寸已乱”，早就作好了投降打算，而决策者更在朝廷：“是时满首揆揽机务，谓：‘兵兴三载縻师劳饷，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上亦久厌兵。而几幸外夷之一悔祸也，爰排廷臣之议许之。”（21）显然，“抚夷”、“息民”之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夏燮的记述实已寓含着向穆彰阿和道光帝追究投降责任的深刻用意。书中还揭露：姚莹、达洪阿抗英有功反遭诬陷，这一冤狱是投降派头面人物秉承侵略者旨意罗识而成的：“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怡良）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忌功，并奉政府枋臣指授也。”（22）夏燮直书无隐，为爱国者伸了冤，让历史的是非曲直昭示于世。尤为可贵的，夏燮对当权人物最忌恨的广东义民的斗争，却给以有力的肯定和赞扬，书中首尾完整地记述广东人民用“团练”的自发武装组织，进行反对英人进广州城的斗争。“团练”具有明确的反侵略目的，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县继之，绅民喋血，丁壮荷戈，誓与英夷为不共之仇。”在群众高昂斗争情绪推动下，爱国士绅一再向地方官表示：“吾乡之民，愿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也。”“吾粤之耽耽者皆在夷，若明公投袂一呼，则免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夏燮精心地记述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表达出广东人民共同的反侵略、反投降的坚强决心。于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阻止英人入城斗争的胜利：“二十九年己酉，英舟至粤，复请入城与制府议事。制府辞之。……时则南海、番禺各乡团练之师，先后并至。绅士请师期。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攻我。先守后战，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闯入省河，连樯相接，轮烟蔽天，制府复单舸前往，谕以众怒不可犯。夷酋谋质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请。俄而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夷酋大惧，乃以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夏燮还特意用两件事衬托这一胜利。一是写道光帝获报后，“方悟广东民情可用”。二是因此役朝廷对徐广缙、叶名琛嘉奖，夏燮则一再点明：“然实粤民团练之师，先人而夺之也。”（23）这是郑重宣告：真正建立功勋的是广东人民！夏燮对民众斗争的力量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生动的表现，确实为近代史学增添了光彩。
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战胜一切敌人的神圣旗帜。在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就是抗击英国侵略保卫民族生存。当侵略者打来时，以魏源为代表的爱国史家把关心民族生存视为高于一切，把爱国的赤诚倾注于史著之中，发挥了史学的战斗作用。当时的清朝很腐朽，但它对外还代表中国。魏源等人曾一再谴责统治者的腐败，而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不能把清朝统治者与真正的中国即民族的利益二者区别开来，这是认识上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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