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崔述是否代表"时代的精神"。在精神方面，崔述和汉学运动是很一致的，同是"考信精神"。在方法方面便不同了。汉学运动走的路是间接的，崔述是直接的，汉学运动想假道于汉儒以至六经，而崔述要推翻秦汉百家言以直接回到六经。汉学运动因为不满意于宋儒，所以回头去推崇汉儒；崔述因为不信任汉儒，所以崇拜宋儒疑古辨伪的精神，而愿意为他们作后继的援助。
汉学和宋学表面上似乎很不同，其实清代的汉学大师，除了惠栋、江藩（贤按：应当加上王鸣盛）一般迷信汉儒的人之外，和汉儒的精神相去最远，和宋儒朱熹一派倒是最接近的……我们冷眼观察清代三百年的学术，不能不认那推崇朱子的崔述和那攻击朱子最厉害的毛奇龄、戴震同是一条路上的人。他们都很接近朱熹，而不接近毛公、郑玄……汉学是清儒对宋儒作战的一种武器。他们反对宋、明，然而他们攻击朱子，便是直接明儒的一个证据。至于他们讲究音韻、训诂、考据等等，更是朱熹以后的宋学嫡派！试问古韻的研究、古书的考订、古训诂的整理，哪一样不是宋儒发起的？不过学术界的趋势总是后来居上，清儒的成绩超过宋儒，那是很自然的事……
胡适在这段话之后又引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上的一段话，说明清代的汉学实出自宋
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贤按："今人"指戴震，"朱氏"即朱子），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斡）、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学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之流也。生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牺和，不知即牺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曆贬牺和也（《朱陆篇》）。
胡适在引章文之后评论道：
章学诚能指出戴震是"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这真可算是一种惊人的历史观。我们明白戴震是朱学，然后可以明白崔述世传朱学而仍不失为那个汉学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伟大代表。
胡适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以实事求是态度作考证工作的精神。对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都要认真地考出其真实情况。搞人文科学，离不开考证，搞历史更离不开考证。汉代汉学家以考证著称，但门户之见太深。他们排斥宋学，故意与宋儒立异。但他们不知，他们的考证学实来源于宋儒，汉儒是不讲考证的。章学诚指出汉学的渊源，这是他的卓识。崔述则大胆向一切伪书伪史挑战。清代经学家史学家虽多，但都是汉儒的奴仆，若和崔述比，相差太远了。
三、如何评价崔述
崔述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遗书虽印行，但读者并不多。不少在大学讲授先秦史的教师竟不读《考信录》。在一部史学名著评介书中，也无《考信录》。崔述没有门户之见，敢于大胆辨伪，并不受学者们的重视。可见在今天的史学界中他并未取得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在今天应当正确评价崔述，不应还和清人一样抱有成见。怎样对他作正确评价？我认为应当从大处着眼，看他在哪些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不要在小地方吹毛求疵，因为错误是人人难免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不应在小地方抓住不放。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他敢于向被乌云满天的古史古书进行大胆的挑战。他固然未能拨尽云雾，那是由于旧说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不是一两个人能打破的。举一例来说，比如现在还有人相信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易传。这不过是一个传说，究竟是不是史实，并未得到证明。自从周原出土甲骨和个别金文上发现有六个数字，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八卦的起源，因为最早筮法应当是以"数"为根据的，那么这个传说就动摇了。可是在民间，它还有牢固的市场。古代史书往往把神话传说与历史杂糅在一起，分辨不清。更多的是后人假托古昔帝王之名伪造古书，如《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或黄帝之臣作了许多书，班固于书名下注曰依托，可见这些书是伪造的，所以不能流传下来，因为稍有常识的人不会相信这些书是真的。到了晋人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就公然大造伪史，司马贞作《补三皇本纪》，更大事铺张，好象三皇五帝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此风一开，历代编古史书的都走这条路，把所有神话传说一古脑儿都讲成历史。一般人不关心历史，听其自然，直到现今，民间还流传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的话。民间不论流传着什么，无人计较，但对于一个严正的史学家来说，就不能这样。崔述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家，他不能容忍这些谬说在学者中间流行，所以起来加以驳斥。过去也有人对古书古史表示怀疑，如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明代的宋濂，清初的姚际恒、阎若璩等人，但这些人的辨伪，不过就一部或几部书，一事或几件事立论。只有崔述才从上古、三代直到春秋、战国作了系统的辨伪工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位开创者，能言前人所不能言。如果认识不到这点，那就认识不了崔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人不相信古人会伪造伪书，我要告诉他，不要说古人，今人还有造伪史书的。一位完全不懂金文的人，竟作了《金文新考》，伪造了五帝系统，说金文产生于甲骨文之前，诸如此类的谬论，充满全书。难道我们的史学家会接受这伪造的史书吗？由此可见，由崔述开创的对古史、古书的辨伪工作是多么可贵，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高了。
崔述第二个优点是他尽力打破门户之见，他不介入汉人的今古文学之争，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我认为崔述作为一个史学家，不介入经学家的门户之争正是他的见识高超之处。《考信录》中所引《春秋传》都是《左传》，不是《公羊传》。这不是因为《左传》是古文学，《公羊传》是今文学，而是因为《左传》是史书，《公羊传》是解经的书。司马迁作《史记》，今文、古文并用，还用了既不是今文也不是古文的《逸周书》，也是因为作史，只问史料是否真实，而不问它在经学中属何派。这正是史家应走的正道。
这两点乍看起来，好象算不了什么，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作到呢？崔述是18世纪的人，自然有他的局限性。我们是20世纪的人，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古史的材料比他不知多多少倍，我们所用的观点、方法也远远超过他。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瞧不起他，因为时代大不同了。我以为应当对崔述有正确的评价，学习他的优点而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我们才能建设起来新的古史。这是我们今天应当负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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