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达“通古今之变”的著书宗旨，显然是对孔子“疏通知远”的思想的继承。其断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贯通三千年，可谓上通；其体例由五方面构成，增强了叙史的广度，可谓旁通。所以，后世研究会通思想的史家总是将二人相提并论，“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郑樵《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便是一种代表说法。
继孔子、司马迁后，我国史著中的会通之作各具特色。刘知几之《史通》侧重研究史书著述的古今之变；杜佑的《通典》总结了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郑樵的《通志》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做了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古来学术文化作了通盘研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成为“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通贯古今的政治教科书。他们不论取何形式，全都贯穿了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思想，形成了我国史学的通史家风，此风实由孔子首开。
6.如果不抱偏见，正视上述事实，那就不能否认孔子在我国史学史上留下过积极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孔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其时代、阶级都给他的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孔子在我国史学史上留下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首先，开了用主观成见任意褒贬历史人物的先例。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是利用批评历史人物来抨击当代人物。因为着眼点在于使活着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而划定“乱臣贼子”的尺度，又只是孔子本人所定的纲常名教准则，这就必然造成改铸古人面目来代替“乱臣贼子”画像的情形，也必然造成用主观成见去改铸古人面目的问题。但是，这样以今律古，其结果也必然是古人与今人都受到了歪曲。自从孔子开了这个先例，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借古非今和以古颂今的风气都很盛行，对历史研究的危害很大。
其次，做了按主观需要宰割剪裁历史事实的样板。孔子把《春秋》当做“道名分”的工具，就势必使他的历史研究从概念出发，而不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因此，他的治史方法就是把统治阶级的“名分”观念当作框架，拿来去套历史事实，凡不合这个框架的，便割裂、剪裁、拼凑，即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如此处理，就很难使读史者看到历史的真相，只能误把史观当史实。由于孔子编定的著作在封建时代都被尊为“经”，所以他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后世的史学便成了不容变更的样板。其危害之大，也是十分分明的。
再次，当了据统治阶级利益禁锢史学家头脑的始作俑者。孔子用修《春秋》、编《尚书》的实际活动，提倡在历史研究中必须“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束缚了他自己，使《春秋》不能据史直书，《尚书》不能照实直录，又捆住了后来许多史学家的手脚，使他们修史唯恐触忌犯讳，因而大量采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不是隐晦其词，便是索性瞒掉。其对后世的危害，首先是隐瞒历史的真实性，造成史实的淆乱；其次是助长了特权思想，使统治者欺世盗名而肆无忌惮；第三是为史家运用曲笔提供借口，使史德沦丧；第四是统治者根据《春秋》笔法，给修史者规定了无数清规戒律，对史学的控制日益加深，使史学日益成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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