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一）(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33 未知 辛德勇 参加讨论
不过，郯与东晦这两个郡名之间的关系，是否一直这样简单，也还可以慎重斟酌。王国维论秦郡，也是弃郯郡而取东海（东晦）。这是因为王氏考求秦郡的第一准则，乃是“尽置诸家之说”，而独取证于《史记》，郯郡不见称于《史记》，所以便被视作乌有。可是，王氏对待不同典籍的这种取舍方法，恐怕不够合理。应劭以及《水经注》等地理典籍，对郯郡沿革源流，俱言之凿凿，刘师培以为“其说盖均有本”，似乎比王国维的看法，要稍稳妥一些。所以，目前还是不宜轻率弃置郯郡于不顾。 刘师培谓“疑在秦名郯，楚名东海（东晦）。高祖初年名郯，又改名东海”，即郯与东晦两个郡名，在秦汉之际曾有过交替变化[40]。虽然郡名变更的具体时间，还可以再仔细推敲（假如是由郯郡更名为东晦，那么，应在秦末而不是张楚时期。《史记·陈涉世家》记秦嘉等围攻东海（东晦）郡事，在陈胜张楚初立之时，可证秦末此郡已名为东晦。只能是此后很快就又复名郯郡。初灭秦时，此郡属项羽自封之西楚[41]，而由东晦更名郯郡，或即在项羽初封之时。至高祖二年，复改为东晦或是东海）。但是，总的来说，刘师培这种看法，目前似可姑且备置一说。若此说大体可信，应劭诸人所记郯郡沿革，不过是阙省其中间变化过程而已。 广阳。全祖望、梁玉绳、钱穆、谭其骧几个人都认为始皇二十六年设有广阳郡，是因为《水经注》明文记载，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42]。今案秦灭燕置广阳郡，作始皇二十三年，这是依据通行的《水经注》版本；赵一清《水经注释》作始皇二十一年[43]，与《史记》相合，应据以改订（谭其骧已据《史记》订正）。 王国维因于《史记》中未能寻觅到广阳郡的记载，虽然承认秦于此地置有一郡之说，“殊不可易”，但同时又怀疑说“此郡之果名广阳与否”，尚“不可知”；并且无端将其置郡之年，推至始皇二十六年之后、三十三年之前，以迁就其秦郡由三十六而四十二、再由四十二而四十八的揣想。王氏所说本缺乏依据，不足辩驳，钱穆亦早有论列，故在此不予赘述。 鄣郡。鄣郡始见于汉初。《汉书·高帝纪》记高祖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44]。元人方回，以及清人姚鼐、钱大昕，乃至今人周振鹤等，俱以鄣郡为项羽自王梁、楚九郡之一[45]。是则鄣郡至迟应为楚汉之际所设。 今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地理志》，载汉丹扬郡乃“故鄣郡”[46]。清王舟瑶云此丹扬郡明毛晋汲古阁刻本作“丹杨”，并考证应改从之[47]。今案汉封泥书此郡名，正作“丹杨”[48]，故王说应是。今本《汉书·地理志》书作“丹扬”系假借，或又假作“丹阳”。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丹阳郡下记此“故鄣郡”为“秦鄣郡”[49]；刘宋徐广《史记音义》也记述说丹阳“秦置为鄣郡”[50]；萧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同样有丹阳乃“秦鄣郡”的记载[51]。 宋人刘敞最早对《汉书·地理志》这一记载产生疑问，以为“故鄣”只是一个地名，不是郡名，所以，“秦分三十六郡无鄣郡”，《汉书·地理志》“实说武帝以故鄣地为丹阳郡”，故“但当云‘故鄣，属江都，武帝置丹阳郡’。不知传写误，故若此；或班氏亦自误也”[52]。清人钱大昕则依据《汉书·地理志》的通例驳斥说： 此真瞽说也。志云故梁、故淮南、故齐、故楚，皆谓诸侯王国，鄣非国名，何以得称故鄣乎？ 钱氏所说诚是，惟其复谓虽“秦无鄣郡，而楚汉之际则有之” [53]，却并没有切实证据，只是因为在楚汉之际史事中始出现鄣郡这一名称；而仅仅依此，显然不足以否定秦鄣郡的存在，如其在研究陈郡时所云：“不得谓始皇二十六年未有此郡。”所以，对于这一问题，显然尚需进一步斟酌，不能轻易否定《续汉书·郡国志》鄣为秦郡的记载[54]。不过，在另一方面，目前确实没有具体史料，能够说明鄣郡的始置年代。对于此郡，本文第三节还要予以详细论述。 九原。梁玉绳和刘师培列九原郡于三十六郡之中，只是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五原郡，乃是“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55]，别无其它旁证。关于九原郡的始置时间，刘师培以为乃“秦得之赵”，即由战国赵郡沿承而来。不过，刘氏并没有说明其判断依据。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诸人，则力辨秦九原郡始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不预始皇二十六年三十六郡之数，可是，也没有提出直接证据。对这些争议，下文还要具体讨论， 陶郡。《史记·穰侯列传》载秦相穰侯魏冄，封邑在陶，及冄卒，“秦复收陶为郡”[56]。王国维据之推测云：“昭王十六年，封魏冄陶，为诸侯。陶在齐、魏之间，蕞尔一县，难以立国。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齐之九县，秦不能越韩、魏而有之，其地当入于陶。三十六年，客卿竃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则陶固有一郡之地矣。”谭其骧则依据秦始皇即位后之史事推测说：“《始皇本纪》五年所拔魏二十城中南有雍丘，东有山阳；《曹相国世家》、《绛侯世家》、《樊哙列传》、《汉书·高帝纪》并云二世三年攻破东郡尉于成武；陶地介在濮阳（东郡治）、雍丘、山阳、成武之间，是知东郡既置，陶必遂即并入，三十六郡中已有东郡，不得别有陶郡也。”依杨宽所说，实则秦收穰侯封邑所设陶郡，在秦昭王末年，已被魏国攻取[57]，不复为秦廷所有。所以，才会出现谭其骧所述陶邑四周形势。陶郡并非合入东郡，而是秦人重新占据这一带以后，没有再行设立此郡。 河间。王国维论定此郡，因《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有秦末樊哙曾击“河间守军于杠里”一事[58]，王氏遂谓“是秦有河间守矣”，故始皇时应置有此郡。案战国赵有河间地，西汉有河间郡、河间国，在黄河下游两条叉流之间，杠里则远在巨野泽西侧的东郡辖县成阳附近[59]。全祖望尝考辨此事云：“河间时已属赵，项、章钜鹿之军，隔于其间，不得至中原也。……（杠里）其地在梁、周之间，非河间之所部也。是其为误文，不待言也。以地按之，或是三川守之军，则近之。”[60]谭其骧承用全氏此说，而以字形与地域相近为由，改称“河间”为“河内”之讹。 今案樊哙击“河间守军于杠里”，系随从刘邦进军关中途中发生的战役。当时秦军主帅章邯率主力赴黄河北岸围攻钜鹿，而在黄河南岸巨野泽西侧的东郡一带，面向楚都彭城设防。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杠里，“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61]。《史记·曹相国世家》亦载曹参“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62]。另外，《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述这次战役，提到的秦军也只有“东郡尉及王离军”[63]。王离是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可见秦廷在东郡设防的军队，包括刚刚内调的秦北方边防军和当地地方武装两部分队伍，其具体的分工，则是由王离属下的军队，在杠里布防。王离有裨将名涉间。故《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之“河间”，或应为“涉间”的讹误。驻守杠里的秦军，过去应归涉间直接统辖，所以会有“涉间军”的说法[64]。至于“涉间守军”的守字，或许是“涉间”形讹为“河间”后所羼入。所以，不惟河间，也没有河内的地方武装，参与此役。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河间守”虽然不尽可靠，但是，今所见秦封泥，有“河间太守”和“河间尉印”各一方[65]，则足以证实河间郡的存在。王国维论秦河间郡，除以上述樊哙击“河间守军于杠里”一事作为直接依据外，尚推论其设置缘起云：“《赵策》秦下甲攻赵，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又云甘罗说赵，令割五城以广河间，《史记·甘茂传》实用此文。河间共十七城，则亦有一郡之地。”依此，则河间应设置于秦灭赵之前。 闽中。王国维考证说：“《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君，文有所略也。”据此，闽中郡似始置于秦始皇二十五年。 不过，《史记·东越列传》所说“秦已并天下”，也可以是泛指秦既并天下之后，并不一定非得是兼并天下之当时不可。况且秦并天下，本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这不仅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清楚，而且还可以取证于始皇东巡峄山刻石之“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案指‘始皇帝’）”[66]，以及泰山刻石之“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等众多当时的金石铭文[67]，王国维将其理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本身已经说明即使是按照王氏的理解，“秦已并天下”也应当是一种宽泛的讲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降越君事仅提及置会稽郡而不及闽中，已经透露出会稽以南的闽中之地，并不在此“越君”所统辖的范围之内。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次“降越君，置会稽郡”者，为秦国名将王翦，而王翦所平定的主要是“荆江南地”[68]，也就是楚国所辖有的“江南”属地。“江南”在秦汉时期主要是指长江以南的今湖南与江西地区，即《史记·货殖列传》所云“江南豫章、长沙”[69]，绝不包含今浙江及福建地区在内[70]。 王翦是在“定荆江南地”之后，始“降越君，置会稽郡”[71]。《史记·越世家》记当年楚人伐越之事云：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72] 后楚春申君受封于江东，亦是“城吴故墟，以自为都邑”[73]。凡此，均说明楚所得越地，乃为浙江以北之吴国故地，并未染指于浙江以南会稽周围的越国旧有疆土；王翦所降“越君”，应当就是这一部分勾践的直系后裔，故仅在勾践越国故地，设置会稽一郡。刘师培论秦郡，以为“王翦南征百越，置会稽郡，是斯时只得会稽，未尝南得闽中诸郡”，所说最符合实际情况。 《越绝书》记载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74]而如后文所述，王翦在平定荆楚各地之后，随即率军“南征百越之君”，实际上主要是靖定边界，防范越人的侵扰，其中一支军队，即驻扎在今武夷山西麓的“馀干之水”一带，并且连续“三年不解甲驰弩”[75]。这显然是在防范今浙江南部与福建地区的越人。可见，在秦朝初兼并天下时，越人尚与之处在军事对峙状态下，所以，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设郡，闽中郡一定是后来所设。 陈郡（淮阳）。《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等起事后，“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76]。姚鼐云据此“则知有陈郡矣”[77]。王国维、谭其骧沿承此说，并谓秦设有陈郡。 姚氏在这里应是将守、令分别解作陈郡太守和陈县县令，而一般来说，只有陈胜等所攻陈邑，同时作为陈郡郡城与陈县县城，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守”在秦汉，又用来称呼试用之官吏，“守令”、“守丞”也可以是指这种摄事的县令和县丞[78]。上引《史记·陈涉世家》文中的“守丞”，明显是指这种摄事之丞（依旧说，可以是指陈县丞，也可以是指“陈郡”丞，要视对“守令”的理解而定），这一点，现代的研究者基本没有异议[79]。 问题是对上文中“守令”之“守”的理解，自古以来就颇有分歧。曹魏人张揖，释“守”为郡守[80]；唐人颜师古也说：“守，郡守也。令，县令也。”[81]而唐人司马贞则解释说：“言守令，则守非官也，与下守丞同也。则‘皆’字疑衍。”[82]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叙此事文字与《史记·陈涉世家》略有差异，书作： 攻陈，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83] 《史记》之“守、令”这里变为“守、尉”，或司马光所据《史记》，文字与今本不同；或是司马光嫌“守、令”费解而据私意有所更动。不过，今本《汉书·陈胜传》与《史记·陈涉世家》相同，也是书作“守、令”，而且与司马光行年相若的北宋人刘敞，所见《史记》、《汉书》似即应如此。元人胡三省引述宋人刘敞《汉书标注》语并阐释云： 原父（刘敞字）曰：秦不以陈为郡，何庸有守？守，谓非正官，权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为郡县，郡置守、尉、监，县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为“权守”之守，良是。迁、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盖二史“令”下缺“尉”，而《通鉴》“尉”上缺“令”字也。[84] 即胡氏以为陈只是县而未曾设郡，《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应订正为“陈守令、尉皆不在”，所说似乎可以印证司马贞的推断。今马世之亦沿承此说，质疑王国维、谭其骧诸人的结论，以为秦人未尝置有陈郡[85]。 胡三省所论，单纯从文献校勘角度来看，具有一定道理；而颜师古注虽然释“守令”之“守”为“郡守”，可是他在解释“守丞”时说：“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86]可见，颜氏并不清楚“守”字在这里的摄职语义。因此，颜师古对“守令”的解释，其视角是否全面，立论的基础是否可靠，也令人滋疑，需要更为有力的证据，才能证成此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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