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39 《历史研究》 牛军 参加讨论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但他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兵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而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8月1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60）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重申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61） 随后的中苏政治谈判持续到1989年春，在此过程中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解决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日益宽松。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始终坚持1985年秋确定的立场，即将解决越南撤出柬埔寨作为优先的和不可妥协的条件。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经过一番曲折的努力，苏联方面终于在印支问题上做出让步，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间表。 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如期访问北京，中苏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未来将遵循的准则，做了概括的说明。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反复，终于能在冷战中同时与东西方对抗的两极建立并保持了正常的关系，尽管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逐步将中苏关系置于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上。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点是中国并不谋求与苏联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也许中国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每个阶段、每个问题上，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做着退出冷战的选择，但中苏关系正常化本身就是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结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根本性变化，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已经超越了上述思维模式的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也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起点。 本文的论述也部分地证明了，中国之所以能退出冷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走俄国人的路”（追随苏联的发展模式），在对外政策领域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不论如何评价，那毕竟是中国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根本性的协调。此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它们结合在一起，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本文的命题：“告别冷战”。 *本文曾提交“冷战转型：1960-19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12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性。60年代中期针对世界政治中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内部的变化，他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沿着这些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也有称其为“理论”的）。还有毛泽东一再提到过、而且很可能他也认为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亚非拉“革命风暴”，这个“风暴”的极端重要性被描述为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8-159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第1版；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80-87页；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1-153页。 ②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1-470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75-384页。其他不一一列举。 ③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32页。 ④关于极左外交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191页；参阅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⑥参阅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13日，第1版。 ⑦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第1版。 ⑨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第80-83页。 ⑩参阅张清敏主编：《对外关系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6页。 （11）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240页。 （12）参阅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5-6页；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6页；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11页。 （13）《人民日报》1979年3月9日，转引自王奇：《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14）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45-254页。这本纪实性传记描述了中国主要领导人参与对苏谈判决策过程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主张与态度，书中包含了对王幼平本人的采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用未来公开的历史文献印证。 （15）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 （16）参阅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另参阅何树栋主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0-191页，该书称1975年中国军队人数达到660万。 （17）参阅《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18）参阅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2页。 （19）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20）参阅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第384页。 （21）《邓小平年谱》（上），第190-191页。 （22）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80-81页。 （23）参阅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9页；《张震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202-203页。 （24）可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51-352页；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417页。 （25）《邓小平年谱》（上），第441页。 （26）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1-238页。 （27）参阅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28）参阅《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29）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30）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1）参阅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430-431页。 （33）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4）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35）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中提出的。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后一个报告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概念。以上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452-458、472页。 （36）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6、15-16页。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此不赘述。 （37）《邓小平年谱》（上），第557、559-560页。 （38）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9）参阅《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见该卷第119页。 （40）《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41）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第119页。 （42）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外交部本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43）《纽约时报》1983年3月2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3月4日（下），第4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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