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因时局动荡而大起大落，十分引人注目。北京国民政府操演的“武装祭孔”[1]，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猛烈声讨中虽未终结，但也沦为“军绅政权”关门谢客并自我陶醉的仪式表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5年间，由于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体制内外的精英们在祀孔存废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国家祀孔典礼一直处于废止状态。直到1934年8月27日，这一典礼才重新登台上演。
在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手操办下，连年举行的国家祀孔典礼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共同焦点。它不仅关系着 “固有文化”与“固有道德”对于抗战建国的时代价值，而且关系着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党治”体制及其权力运作的历史命运。翻检这一动态的历史场景，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党国”政治方略及其技术的智慧与命运。当前学界对抗战时期这一典型政治仪式的研究尚属薄弱[2]，本文拟从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的角度考量抗战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
一、国家祀孔典礼恢复的前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国家祀孔典礼聚讼甚多，倍受关注。1928年4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祀孔的通令。未料这一纸通令却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大加赞赏，奔走相告，反对者痛哭哀号，不惜以身殉道。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大阵营的对垒表明，尽管“经学时代”已经终结，但宗法气息熏染了两千余年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可能随着政权鼎革而骤然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固有文化”与“固有道德”对于维系后“经学时代”的民国社会仍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价值。
学校祀孔废止不久，国家祀孔却重新兴起。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决议，将传统的祀孔典礼改为“孔子诞辰纪念会”，“大成殿”三字改成“孔子庙”，每年阳历8月27日举行纪念典礼。南京国民政府在“孔子诞辰纪念会”的名义下重兴国家祀孔典礼，貌似延续了一项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迎合了反对废止学校祀孔的强烈呼声，但其实际意图却是标榜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塑造后孙中山时代的“党国”新权威。
在熟谙传统“礼治”之道的国民党实权派看来，应当充分利用和掌控传统的政治仪式和文化符号以标榜其统治的正当性，以获取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也就是说，国民党想要证明自己是中国“治统”的合法继承者，想要建立一套“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的“道统”序列，就有必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制高点，将孔子抬上国家的最高祭坛，通过国家祀孔的文化网络，将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中。
对试图垄断政治话语权以凸显其权威地位的蒋介石而言，国家祀孔典礼无疑是一件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仪式工具。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第三党、改组派等抗蒋派系纷纷重新诠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抢夺政治话语权，以谋取实际的政治权力。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技高一筹，他沿袭“戴季陶主义”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理论方略，为三民主义补充了“伦理建设”的理论部分，即弘扬儒家“四维”“八德”的伦理道德观念，实践其所谓的“力行哲学”。由此，蒋氏将其政治思想观念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打扮成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与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应当说，从儒化三民主义开始，到攫取“党国”最高权力结束，这是蒋介石的一套完整的政治谋略。不过，要实现这一套政治谋略，仅仅依靠笔墨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具有神圣性与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说到底，在民国乱世做政治文章，离不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也离不了上演政治仪式的戏台子。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最大受益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仪式的塑造力量，也熟练掌握了政治仪式的操控技术。因此，将国家祀孔典礼改造成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仪式工具，是蒋介石按套路出牌的拿手好戏。
只是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国家祀孔典礼的政治策略尚难以实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在此这期间急切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路线，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所有的异己力量，一时无暇分身在国家祀孔典礼上大做文章；二是宋庆龄、胡汉民等人对蒋介石、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行径痛加批判，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否定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国家祀孔典礼。
1934年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患”初平之际，开始着手实施国家祀孔典礼的政治策略。不过，这次他们改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段，宣称必须发扬孔子的“攘夷复仇”精神，唤起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才能抗击日寇入侵。国民党大员陈立夫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倡导孔孟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要“把固有的文明从根救起，以恢复民族的自信。”[3]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孔子人格与现代精神》一文中呼吁：“吾人能时时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自勉，则任何强敌外患加我以侵陵，吾民族必能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奋志毕力以共复国仇，此实民族精神之神髓……中华民族欲求生息于大地之上者，必在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旦旦申儆，父诏其子，兄诫其弟，夫勉其妇，长诰其幼，以发扬此民族之正气也”。[4]经过一番舆论造势，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将符号化的孔子重构成了恢复民族自信、激励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从而为恢复国家祀孔典礼准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三次常会批准了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等四委员提议的“以（公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一案。7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该办法对祀孔典礼的纪念日期、纪念日名称、孔子事略、纪念仪式、宣传要点和纪念会秩序作了明确规定：
一、纪念日期：八月二十七日。
二、纪念日名称：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
三、孔子事略：先师孔子……为儒家之祖，历代尊为师表。国父孙中山先生亦每推崇不置。……年七十有三。
四、纪念仪式：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方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
五、宣传要点：一、讲述孔子生平事略；二、讲述孔子学说；三、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
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会秩序单
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七、演讲。八、唱孔子纪念歌。九、奏乐。十、礼成。[5]
上述规定表明，在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操控下，祀孔典礼的时间、空间、仪式、精神内涵与信息传播实现了契合“党国”政治特质的制度化与标准化，而祀孔典礼由此成为以展示“党国”意志和权威作为首要内容的政治仪式。《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意图从仪式层面上推进孙中山的孔子化、三民主义的儒学化，将“党国”的“国父”符号、意识形态与古老的祀孔传统捆绑在一起，梦想着充分利用“经学时代”孔子符号上的神圣光环。不过，这与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祀孔典礼的“三献”、“太牢”之礼在仪式表征上已完全不同了。
为国家祀孔典礼专门谱写的《孔子纪念歌》，是“党国”祀孔的一大发明。1934年7月《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颁行之后，教育部奉令拟制先师孔子纪念歌。该部就此向行政院呈称：“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最合人类社会思想，其伟大纪念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若采为孔子纪念歌词，似属佳制天成” [6]。后迟至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此纪念歌，并通令颁行全国。
8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其首次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召开了第135次常会，决定由国民政府派遣大员至曲阜致祭，并就孔子纪念歌与孔子遗像位置问题发布了通令，令云：“（一）孔子遗像应置于总理遗像前之案桌上；（二）孔子纪念歌在未经教育部制定颁发以前，秩序单所列唱歌节目应暂缺”[7]。至此，“党国”祀孔大典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二、 1934年的祀孔大典
1934年8月26日，国民党中央通告了调整后的祀孔典礼秩序，即“（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国歌；（四）献花；（五）读祝文；（六）行三鞠躬礼；（七）奏乐；（八）行一鞠躬礼；（九）礼成摄影”，并称“是日在曲阜举行之祭礼及中央与国府在京举行之祭礼，其秩序均相同” [8]。
8月27日，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大礼堂合并举行了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中央大礼堂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精心布置，四处悬挂花彩。礼堂正中总理遗像前的主席桌上加置孔子遗像一方，上挂“继往开来”四字，左右配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求知行之合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世界于大同”的对联。大礼堂内挂有用红纸写的典礼行礼秩序。二门悬“万世师表”横额，及“德参天地”、“道贯古今”联语。大门外面横悬“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十字及“纪念孔子诞辰要发扬民族固有文化”、“纪念孔子诞辰要恢复民族固有道德”等红底金字柏枝边的标语。所有标语、联词均为表现孔子道德学问及其精神。[9]各院、部、会全体放假，各机关职员全部参加，全市主要街道悬挂旗帜，营造出国家典礼所应有的庄严气氛。与北京国民政府操演的古香古色的祀孔典礼相比，“党国”祀孔的场景确实别开生面，但却不见“抗战御侮”的口号宣传。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党国”祀孔的弦外之音。
到会人员有中央委员汪精卫、居正、戴季陶、朱培德、陈公博等，国府文官长魏怀、主计长陈其采、海军部长陈绍宽、审计部长李元鼎、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各机关代表许崇灏、何玉书、陈大齐等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职员，另有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全体学生100余人、海军将校30余人列队到会，总计在千人以上。
是日上午8时，典礼开始。典礼仪节具体如下：（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总理遗像暨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五）静默三分钟；（六）主席报告纪念孔子意义；（七）演讲；（八）奏乐；（九）礼成。由汪精卫领导行礼如仪，随即报告纪念孔子诞辰的意义，历时约1小时。再由戴季陶演讲《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阐述孔子的言行学术，历时约40分钟。演讲结束即奏乐，礼成散会。
汪精卫在报告中极力推崇“固有文化”及孔子“仁”与“礼”的精神，他说：
……遇着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国家虽亡，种族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族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知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知识的先导。这不只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兄弟以为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这是说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古时的礼，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礼，其用意在制定社会交际之规则，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亲爱。孔子以后中国儒者专注重于以礼来维持阶级，不注重于以礼来维持社会，所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而人与人间之言语举动，较之欧美真是有文野之分。……没有仁爱，不能合群，没有礼，也不能合群，不能合群，则其前途只有亡国，只有灭种。要救亡图存，实不可能，以上所说，将一个仁字和一个礼字来证明道德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10]
汪精卫在演讲中深切表达了其对孔子的敬意，主张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继承“仁”与“礼”的思想，将传统的政治等级化的礼变成平等化的现代社会交往的礼。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角度而言，汪氏的看法不无道理。但从建设自由平等之现代中国的政治宣传的角度而言，他所宣称的固有文化可以立国、救国的主张就不免显得理想化了。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政治问题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总问题，尤其在立国、救国的大问题上，政治如果解决不了，“固有文化”就更不可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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