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后期人文学术的重镇。该所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宗旨，广揽学术人才，先后取得了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创立出带有傅氏标记的新的学术典范[1]。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宗旨
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及云南等地人类学的调查。当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从学科范围而论，该所当属全国类似研究机构之冠。因北平史料较为丰富，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便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至北平。嗣因平津阽危，史语所于1933年春迁往上海，一度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称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1934年4月，两者分开建制。当年秋，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新址。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迁往昆明。1940年冬，该所再迁往四川南滇县李庄。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于1946年12月迁回南京。1948年，史语所因时局变化移至台湾。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都是傅斯年主持创办的。正是如此，两者的关系，或可谓为渊源共生、宗旨近同。
第一，渊源共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秋开始筹划，1928年1月正式成立，由文学院院长兼文史两系主任傅斯年执掌。在他的领导下，该所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主办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并招收研究生。1928年1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身份，极力向蔡元培陈述历史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建议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决定设置史语所确实与傅斯年的建言不无关联[2]。中研院史语所正式建制后，傅斯年就任所长，并于11月9日辞去中大语史所主任，由顾颉刚继任[3]。由于中研究史语所主持人及相关工作均与中大语史所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大语史所视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前身也不为过。
第二，宗旨近同。比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便可知其学术研究指导精神别无二致。《周刊》发刊词表示：“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新的学问”[4]。而《旨趣》同样也表示对材料的重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5]两者都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的主观史学、伦理史学、史观史学，转移到搜求和整理新材料方面。
两个研究所都公开反对章太炎那种学究式的研究，提倡科学的治学方法。《周刊》发刊词较为隐晦地提出：“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6]。而《旨趣》则与权威公然决裂：“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施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7]。两个研究所之所以都主张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是与其核心人物深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相关。顾颉刚曾说过：“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亟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的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8]。
两个研究所秉持的学术发展方向也并无二致。《周刊》发刊词强调：“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它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9]。《旨趣》宣称：“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0]两者都主张史学应该自然科学化。
正因为两所学术宗旨几乎相同，难免有学者怀疑《周刊》发刊词实为傅斯年所作。但顾潮依据其父的《顾颉刚日记》，指出《周刊》发刊词实为顾颉刚所写[11]。
二、学术环境与氛围
民国时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为世人瞩目，其中绝大多数成果都出自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究其原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学术氛围，是研究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研究院，以此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与指导机关。该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科学事业已经成为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是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财富。
中研院提倡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涉学术研究。蔡元培是中研院学术自由传统的缔造者，在为中央研究院确立的工作大纲中，就强调学术自由“是学术进步之基础”[12]。其后继者同样主张学术“不涉行政范围”[13]，强调学术立论勿囿于成见，学术交流不应为官方所统辖（14）。中研院高层领导的提倡，无疑是对学术自由最好的激扬。傅斯年当然也是学术自由的标榜者，虽然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疏通”，但也容忍所中同仁私下“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15]。
中研院内较为简单的组织机构，则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是中研院的根本大法，曾明文规定：“各所设所长1人，综理所内一切行政事务，兼指导所内研究事宜；所长之下设组主任及研究员若干人，担任调查及研究工作”[16]，充分保障所长享有独立的学术领导与策划权。史语所能成功引进各方学术代头人，确立学术研究取向，并在短时期内取得重大成就，应该是与中研院的组织法有重要关联。
学术奖励制度是科学体制得以维系的重要的动力机制。依照《组织法》规定，中研院先后设立了多种奖励制度，其中，杨铨奖便是针对人文科学的。中研院还建立院士评价体系，鼓励人才冒尖。在第一届院士评选中，史语所有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梁思成、董作宾等众多学者当选。
多种渠道的研究经费的来源，有力地保障了学术研究的顺畅进行。史语所组建的最初几年，中研院每月所拨日常经费约为1万元左右。按照1930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职员薪俸标准，史语所工资已经占总经费的80％。加之购买书籍、设备费用外，直接用于研究的经费不免捉襟见肘。所幸该所得到英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有关研究才得以开展。考古组还采取与中研院博物院合作的方式，解决田野发掘经费不足的问题[17]。民族组也曾与协和医院合作开展测量广东人体质的工作。
集团研究，群体攻坚，有利于拓延课题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从中国学术史看，学人以个人悟道为主，缺乏制度化的团体式研究与协作。傅斯年则主张“集众”研究，并将其体制化。他强调历史学与语言学“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18]。
傅斯年主张团体研究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所谓薪火相传的反叛。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便指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19]。傅斯年的所谓“集众”研究，便是将学人集中在以某学科为中心的研究体制之内，以期学术持续发展。
在此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建立初期分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学3个研究组。各组工作依次为：研究史学问题，整理史料，校订文籍为主；研究汉语、中国境内其它语言及一般语言学问题；以发掘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兼及后代的考古学。1934年5月，该所增设人类学组（后改称民族学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归并史语所为第4组，研究范围包括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方面。这4个分支机构确立了史语所基本组织架构。各组分设主任1人，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担任（后因吴定良主持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改由凌纯声兼任）。通过这种方式，傅斯年将赞成科学化史学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整合到不同的研究网络。这些学者包括傅斯年、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李方桂、梁思永、陈寅恪等专任研究员；全汉升、夏鼐等专任副研究员；沈兼士、汤用彤等兼任研究员；胡适、陈垣、顾颉刚、罗常培、梁思成等通信研究员。对于理念不合者，则拒绝吸纳入所。长期执掌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要求进入史语所，参与实地发掘工作，傅斯年坚持拒不接纳[20]。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理念，有利于史语所内同仁间的沟通与主攻方向的确定，从而开辟一些新的学术领域。
此种“集众”研究方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学家卢因在大量实验基础上，创立“集团动力”学说。其实验即是“把人们编成小组，让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自己提出问题，一点点地讨论，小组自己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本小组成员完全接受的意见。这种基层小组懂得如何创造出超过其它集团的进步因素，并向外界传播”[21]。这一概念强调共性，表明一个集团内部成员间享有共同的原则、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能够促进学术的提升。
三、傅斯年与史语所的研究取向
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灵魂，该所的成果可以说都是在傅斯年的“科学史学”、“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傅氏史料学派由此破茧而出。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订的研究宗旨与方法，明确了史语所同仁的研究路径，即用包括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学等在内的一切科学方法，搜罗与考证史料，扩充史料范围：“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22]。
傅斯年这种重视史料与方法的学术观点来源于中西学术思想的影响。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思潮的洗礼中，由注重国学的青年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要角。1919年，他组织创办的《新潮》，与《新青年》并肩引导新文化运动。1918年到1919年间，他还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谬误》、《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等有关文学、哲学、史学习作[23]，反叛封建文化，清算传统学术。1919年夏季之后，傅斯年留学英、德7年。在伦敦大学，他研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数学，受到较为系统的科学训练；此间还兼读英国哲学、历史、政治、文学。1923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除全身心倾注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语言文学、比较考据学外，兼修德国哲学、历史、地质学、力学等课程[24]。如果仅从史学角度而言，傅斯年则是德国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信徒。
受知识背景的多重化、科学化的训练，傅斯年坚信科学方法。以西方训练所形成的史识衡量中国学术时，他在总体上做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坚定了两千多年也不曾打好基础”[25]。但他对宋欧阳修等人的“考定辨疑的精神”、明清之交的浙东学派极为赏识，并称顾炎武以“史料订史文”、“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与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的方法尤为称道，称其“是最近代的”（26）。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上述诸人倘若“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27] 因此，我们可以说，傅斯年的科学化史学应该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批判的继承，对西方史学成果的借鉴。1943年，傅斯年明确强调：“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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