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山会议”①是国民党内有着资深经历的一批老同志，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所召开的会议。发起西山会议的右派中央委员公开打出清除联俄容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但时为国民党正统力量的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其“合法性”，将之视为与中央分裂的“非法会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常被冠以中国国民党中以反共为号召而分裂出的第一个派系的称呼，他们自始至终被国民党中的当权派说成是“反动集团”②。
组织西山会议的领袖人物“可说是早期国民党人才之大成，他们所用以号召的理论体系，说是‘孙文主义’的正宗，也不算过誉”③，可他们究竟为何要选择与中央分裂的方式召开“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多有论及④。
还有人认为若将联俄容共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则必为输出项⑤，并且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是西山会议出现的理论先导，廖仲恺事件⑥则是主要导火线⑦。而时为广州国民政府官员的陈公博则将西山会议归结为对广州国民政府不满的不稳分子及失意政客与国民党当权诸人之间的权力斗争⑧。在大陆学者中，较早的研究多认为是国民党老右派长期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公开表现⑨。杨奎松在近期的研究中指出，西山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简单的“反共”，确切说应该是“分共”⑩。
前人的分析固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指出一点，既然已经认可西山会议是在“联俄容共”背景下，因为“反共、分共”而召开的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就可能继续追问：西山会议召开之前，面对国民党人的反共风潮，苏俄做了怎样的回应，尤其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西山会议的出现是否与他们也有着一定关联，而且反共、分共是否也意味着反苏？因为联俄与容共虽为1920年代孙中山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实为一体。“容共”因“联俄”而起，“联俄”因“容共”而实施，二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因果关系（11）。所以，西山会议派（12）的反共必然会触及到苏俄的神经，作为斯大林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不可能允许“联俄容共”的中断。这样说来“单纯因为反共而发起西山会议”的观点似乎就稍过片面化了。带着上述疑问，笔者试从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分化”至国民党右派委员对中央的“分裂”这一主线出发，就西山会议的缘起再做一探讨。
一、孙中山对“联俄容共”的疑虑
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虽然确立于1923年《孙越宣言》的发表，但进一步着手进行，则是这年8月孙逸仙博士团赴俄考察，以及10月间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以后的事。凭藉“革命权威和苏俄军事援助”，鲍罗廷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得孙中山的联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的关注转向了政党组织的建设。1923年10月，中国国民党正式进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师俄”阶段，被孙聘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全面负责这次改组工作。鲍罗廷意欲将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引向“全盘俄化”的苏维埃道路，但孙中山的主张只是师俄之方法，而摈弃共产党之理论。他坚持国民党是在“三不变”（13）原则下进行改组的，之所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目的也只是要运用共产党的办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
鲍罗廷以非凡的个人能力和苏俄的背后支持，很快就促成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顺利地通过了与共产国际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一大”宣言，并以俄共（布）1919年的党章为蓝本修订了国民党的总章。“一大”的胜利召开，对孙与鲍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产物。鲍罗廷获取了在广州活动的合法地位，他在广州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由鲍罗廷指导国民党改组的。而孙中山对他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14）此后的鲍罗廷已开始绕过加拉罕直接与莫斯科对话。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首次以宣言形式被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成为国民革命的旗帜，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15）。他从鲍罗廷那里开始得到苏俄援助的少许经费。这点可从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证实，他在信中说到（1923年12月）本月25日以前，我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工作的，国民党支付自己的费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拨给一些经费“（16）。而且俄国军事顾问团相继来华，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事件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这也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国民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鲍罗廷事实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孙中山将党政机关的大权交给了”老朽昏庸的国民党元老“，而这些右派中央执监委员有可能会将”一大“宣言”化为乌有“，而且鲍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孙还是盯着那些”自由民族“，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17）。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终究没有走上”全盘俄化“的道路。同样，孙中山为了支持鲍罗廷，乾纲独断地联俄容共，力排众议地改组国民党，将长期追随其革命的老国民党人的反对意见都予以否决，并以其领袖的威信压制了改组时期的”百余件反对容共案“（18）；还遵从鲍罗廷的意见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接纳了部分共产党人参与改组工作，或分配他们在中央、地方组织机构担任要职。
很明显，鉴于”联俄师俄“又”防俄防共“的疑虑，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中的表现的确是”忽左忽右“；而鲍罗廷在小心翼翼实施其广州计划（19）的同时，又要遵从于斯大林的指示：“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旧的。”（20）正是孙中山和鲍罗廷之间的这一彼此利用、相互妥协，使得国民党“一大”遗留了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孙中山在遵照鲍罗廷的建议修订发表体现苏俄精神的“一大”宣言的同时，却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长期追随他革命的、对联俄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国民党元老，并由他们来担任最高党政机关的要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样，鲍罗廷难免不与这些反共的右派委员发生冲突，他在广州的工作计划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二、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分化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鲍罗廷意识到了他今后工作的最大障碍所在。于是在与孙中山的继续合作中，他制定了分化国民党的策略，即“分裂国民党，清除右翼腐败分子”，目的是要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使孙中山左转，以便将国民革命引上苏维埃的道路。鉴于右派中央委员在国民党内的资深地位，鲍罗廷一开始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每个右派中央委员列为消灭对象，而是采取了加强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即通过驾驭孙中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或扶植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的方式，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置于其控制之下。而“被排”的林森、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的关键人物，在与鲍的斗争中也是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权力机构与之相抗衡的。也就是说，鲍罗廷与右派中央委员所展开的斗争，似乎都在走一种合法的渠道，而且他们各自都有所凭藉：鲍有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鲍罗廷自然会与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个人发生摩擦。
国民党内所谓“左派”、“右派”、“新右派”的名词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改组容共后才产生的，以前虽有新旧思想或个人势力的角逐，但从来未有这类分化作用的名词（21）。苏维初认为，在中国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们最热衷于、可能也是最先使用“左派”和“右派”这些术语来形容国民党内的派系关系（22）。鲍罗廷在广州“协助中国革命”时，一直坚持这一旨在“分裂国民党，清除他的右翼腐败分子”的分化策略，并试图通过它去领导整个国民运动（23）。
在筹备“一大”的过程中，鲍罗廷发现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软弱是源于“思想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从这一观点出发，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的所有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同时，他又承认“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由此，鲍罗廷制定了对孙中山的工作计划：“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中山，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分’而‘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而且，他还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搞清楚它，帮助它”，“左派与右派长期共处是不可能的”，因此“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24）。
1924年1月1日，鲍罗廷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确立了这一分化国民党的策略。他在报告中说到：
应该争取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必须警惕右派，必须同他们进行……最终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使之最后不致发生女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那种事情。同这个派别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们能够加强左派，是因为你们在加强左派的同时能够巩固国民革命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能够领导国民运动并达到目的。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应该是旨在巩固左派……至于孙，眼下他还没有感觉到在强大的左派中有基础，迄今还不能指望他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25）
显然，此一阶段，鲍罗廷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发挥“警惕”右派的作用，不断地同右翼分子作斗争，并努力将右派清除出国民党；其目的是“加强左派”，巩固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以便最终“在国民党内处处都有自己的同志”。在鲍罗廷“分化右派”的精神指示下，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便先后制定出“化左为右”、“联左、拉中、打右”、“结合左派、反对右派、加速国民党分裂”的斗争策略。国民党“一大”会后，1924年2月中共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说到：
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对于国民党此次比较不接近我们的份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亦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份子统认为是所谓右派。……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团结。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26）
在同年6月张继、谢持、邓泽如三位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后，陈独秀便认为“分化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尽量争取同情，化右为左，万不可驱左为右”的这一决议案精神是“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并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改变了五月会议决案中“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的观点。信中指出：如果说国民党内“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27）。接着，7月21日陈独秀与毛泽东等人签署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决议，号召中共党员向国民党右派发出反击：“……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子（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28）简单归纳之，即是“联左、拉中、打右”。
至1925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精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该议案接受了鲍罗廷的“国民党内没有中派”的观点，再次重申了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29）。
在上述过程中，中共先后从国民党内分化出右派、反动派、中派、新右派、左派，总的趋势是右派的范围不断扩大，先前的右派成为反动派，中派成为新右派；国民党左派成员由先前的共产党与廖仲恺等国民党进步人士转变为廖仲恺、汪精卫等纯粹国民党员（30）。在对各派的界定上，陈独秀虽然与鲍罗廷就“有无中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总的划分原则却是基本一致的。而根据革命发展的情势，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界定也在适时调整。
西山会议出现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的左右派？》，对国民党的分化历史以及划分左右派的区别，做出了权威的阐释（31）。文中说到：
在共产党人看来，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中山）、黄（兴）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中山）、陈（炯明）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孙中山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的最后完成了。
而关于左右派的区别，不同时期，划分的标准也有所变化：
在第一次全国党部大会时，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却不是这样简单的分了。……国民党中现在（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召开后--引者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正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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