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化到分裂（上）(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10 《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尚红娟 参加讨论
一届三中会议在广州续开时，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们大都没有出席。他们之所以没有参加会议有着更深的缘由：冯自由在上海成立了反对联俄容共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居正、田桐、茅祖权、刘成禺都是其成员，居正还亲自签署了《护党救国公函》。与此同时，谢持等人也在上海组织了护党同志会，《护党月刊》的矛头直指苏俄和中共，其实就是鲍罗廷与中共。而早在1922年秋天，邹鲁与谢持北上参加国会时，为发展大学生入党，创办了民治主义同志会，待国共冲突加剧的时候，则有部分成员创建了国民党护党同志驻北京办事处，成为上海护党同志会的分支机关。3月8日那天，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又同时成立（61）。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两组织暗中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在谢持1925年1月12日的日记中有所反映，记载如下：“无量约夜九时在沧白处谈话，所议者党事及俱乐部也。十二时始散，还卧已夜午一时矣。”（62）讨论俱乐部的杨庶堪、谢无量、谢持三个四川人经过三个小时的商量，还是没加入俱乐部，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在高层进行商讨了。 如此看来，国民党的部分右派执监委员之前以“上书控告、提出弹劾案、隐居消极抵抗”等方式的反共，在孙逝世前夕已演变为“不仅是要反共，而且重点是在反苏、反对鲍罗廷”的秘密派系组织。因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可能同意戴季陶、邵元冲这些中派对中共、国民党左派妥协，更不愿开除右派冯自由，因为自己也涉嫌于党派活动，他们若参加会议，在争执中必然处于劣势，而且还会受到攻击，所以“缺席”似乎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这即是国民党右派委员对鲍罗廷、国民党左派不满的公开表态，是他们与广州中央分裂的前兆。 接下来，鲍罗廷便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将苏俄的意中人汪精卫推上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宝座。鲍对汪的扶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成立国民政府，确立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后是借廖案大肆排挤右派中央委员，巩固汪精卫对广州政府的核心领导。 早在孙中山抱病北京时，国民党背后的支持者--苏俄顾问团，便已开始物色孙的接班人。据时任国民党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的胡汉民述称： 共产党来中国，其利用国民党与消灭国民党，是有严密的计划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国民党中，找到具有相当资望而又有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作为他们惟一的工具。民国十三年时，鲍罗廷和加拉罕等辈便已开始物色了。当时，鲍、加两人所拟议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与汪精卫和戴季陶三人。他们相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此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63） 而事实上，汪精卫“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已成为重心人物，再加以起草遗嘱的关系，心态上遂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争权之心油然而生”（64）。当他暴露出“以继承人自居”的心态时，鲍罗廷便明确向汪透露了苏俄对他的器重。据胡汉民的说法：“总理将死时，加拉罕和鲍罗廷便招汪精卫到苏俄大使馆谈话，当时本院（指立法院）委员马超俊同志也和汪同志同去。加、鲍两人同声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呢？’汪精卫闻之，便欣然色喜。”（65）于是，汪精卫很快就以左派的面目倒向鲍罗廷一边，以致李宗仁说：“日后汪精卫一意左倾，甚至走路也要向左边走。”（66）所以，汪精卫能成为苏俄顾问团的支持人选，在当时的右派中央委员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了。邹鲁则就鲍、汪的结合说到：“共产党……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藉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67） 鲍罗廷需要一左派领导人来继续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他必须将“获选”的汪精卫拥上广东领导人位置；而汪精卫左转的目的也是获取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于是，汪精卫与鲍罗廷便在这一“夺权”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上的合作。这也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分化国民党领导层的重心所在。 1925年6月，在鲍罗廷全权策划下，国民军成功地镇压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这在汪精卫与鲍罗廷合作的夺权策略上是一关键性的转折点，“征讨的轻易成功及胡汉民态度的不够主动，业已注定胡氏将来在国民政府中无法维持其权力地位”（68）。因为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受命代理大元帅一职，他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崇高，加上其历任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重要职务，又是现任的最高领导者--大元帅，似乎理所当然的应该继承孙中山的领导权。所以，胡汉民成为了汪精卫和鲍罗廷合作争权的最大障碍。1925年7月1日，广州政府正式进行改制，由大元帅的总理制改为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汪精卫在苏俄顾问团的支持下，顺利挤走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也纷纷出任要津（69）。胡汉民竞选国府主席失败，但仍保有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与汪精卫呈对抗之势。 胡汉民于1930年在立法院的报告中，曾两次说到： 汪兆铭是被苏俄的加拉罕和鲍罗廷所选中的。选举的过程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下属机关政治委员会决定，然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形式上加以追认而已。（70） 也有学者述及： 此次国民政府的成立，从组织原则的制订到国府委员人选的产生，完全是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然后送请最高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鲍罗廷以政治委员顾问身份出席会议，试图操纵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汪之所以能跃居首席，即是鲍罗廷谋略运用上的杰作。在鲍的支持下，汪之当选国府主席本是定局，而汪本人却缺乏信心，竟于十一位国府委员票举主席时，投了自己一票。（71） 这样说来，鲍罗廷、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排挤胡汉民一事中，也夹杂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较量了。 首先，从国民政府的组成成员来看（72），鲍、汪在将实权人物胡汉民挫败的同时，对右派的中央委员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邹鲁担任惩吏委员，徒有虚名；居正没有分配到任何政府职务。谢持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同时还有林祖涵、黄昌谷、甘乃光、陈丘霖四人。原来的国民党第一届监察委员，因为全部反共才会有1924年夏天的“弹劾共产党案”。现在谢持后面安上了中共的重要人物林祖涵，即便他成为监察长也不能有多大作为（按照监察院组织法，五人之中将推举一人为监察院长），所以谢持在8月15日提出了辞呈。广州国民政府虽然中共没有参加，但是几乎为国民党左派和中派主持，这又成为右派中央委员的一大斗争目标。 而邹鲁在《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及国家真相》的一文中，对政治委员会撇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擅自决议成立国民政府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党权不在最高党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集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蔑视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此，干涉监察委员会行使权利如彼，国民政府的成立完全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执行委员会完全不知；嗣监察委员邓泽如提出弹劾案，政治委员会竟列名叫其将弹劾案撤回。”“彼政治委员会尚且目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余平常普通之事，更任由政治委员会议决发表，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存案挂号，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直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收发罢了。”（73） 注释： ①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冒称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引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②③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 ④港台学者大多认为西山会议是国民党老同志挽救国民命运、反共护党（国民党），以和平方式谋求党（国民党）的生存的举措，详参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未刊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7月；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5年版；桂崇基：《西山会议之形成与经过》，《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沈云龙：《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西山会议派反共之经过》，《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未刊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韩剑华采用政治学者D. Eston的政策分析法（Policy Analysis）及系统论为框架讨论西山会议，他将联俄容共政策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列为“输出项”。也就是说没有联俄容共政策，即不会发生西山会议。 ⑥谢幼田指出大概由于在政变中得利的忌讳，当局从来不用“政变”一词，但是最早把这写成为“政变”者，是邵元冲日记（1925年10月1日），居正在《梅川谱偈》中则将“乙丑，中华民国十四年”称为广州政变。见《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17页。 ⑦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版。黄季陆口述：《访黄季陆先生谈西山会议》；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均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 ⑧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48-49页。俊豪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局初探（1925-1926年）》一文中指出西山会议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二次权力斗争，即西山会议派与广州汪政府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国民党的第一次分裂，《近代中国》第126期。 ⑨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德福：《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光远：《西山会议派概述》，《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董江爱：《西山会议派反共纪实》，《历史教学》1999年第4期；赵德教：《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李正华：《西山会议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⑩杨奎松：《反共还是分共》，《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1）尚红娟：《“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2）通常所谓西山会议派人物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发起西山会议的林森、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新右派，以及先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老同盟会人物”；二是被迫离粤赴沪的广东大学教授团黄季陆、周佛海等38人；三是代表青年反共势力的北京及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页。本文所指的西山会议派成员则限定于反共的一届中委们。 （13）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经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见《中国国民党周刊》14期，1924年3月30日，广州。 （14）《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1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6）（17）（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446、266页。 （18）居正：《清党实录编辑大意》，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 （19）鲍在广州的计划主要有三点：1、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业已在广州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坚持把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要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以便为国民党政府建立牢固的社会基础，加强对军队的控制。3、改组军队并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苏联可以从海参崴向孙中山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孙中山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6页。 （21）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3页。 （22）苏维初：《国民党左派历史之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2-3期。 （23）（24）（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7、356、445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27）（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07、489页。 （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 （30）杨乃良：《大革命时期我党如何区分对待国民党中的左中右派别》，《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31）（32）《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 （33）周恩来以伍毫为名在《向导》（第98期，1925年1月7日）上发表《中山北上后之广东》，首次将胡汉民、邹鲁称为右派；《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1924年9月）认定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伦等为右派；《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1925年5月）》指出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为右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认为中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已经是真正的右派；1925年12月9日，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中指出“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为新右派，谢持、居正、覃政［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为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7、412、487、533页。 （34）（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6、447、511页。 （35）《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36）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陈独秀：《国民党左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述之：《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背景》，《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蔡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3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6页。 （39）1924年3月1日，鲍罗廷、李大钊等向孙中山指名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要求严惩刘、谢、徐、冯四人。而在刘成禺做了详细答辩后，孙中山表示满意，并指出“此事当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接问总理为是”。 （40）（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7、448、360页。 （41）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78年版，第81-82页。 （42）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2页。 （44）1924年7月11日，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本营开会，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开会12次，孙中山出席8次，最后出席的是第12次会议。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孙出席第25次会议后，到北上之前再也不出席了。引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未刊稿。 （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8-560、609页。 （46）《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 （47）陈独秀：《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向导》第133期，1925年10月12日。 （48）《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0页。 （49）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 （5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609页。 （51）《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52）“还在2月3日北京饭店召开的政治委员会上已决定，三星期以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但是因孙中山逝世而辈推迟。”“5月17日在广州河南大本营召开了谈话会，讨论第二届代表大会问题，及于此最短期内为应付时局而组织之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5月18日、19日召集一届三中预备会议，20日至24日正式开会。”见汪仰清等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50、153-154页。 （53）居正：《清党实录·编辑大意》。 （54）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9页。 （55）《谢持日记》，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第183页。 （56）汪仰清等标注：《邵元冲日记》，第155-156页。 （57）《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59年版，第985页。 （58）黄季陆：《戴季陶先生与早期反共运动》，见1959年7月19日《台湾新生报》。引《中华民国事实纪要》，1925年1-6月，第810-815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60）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61）《申报》1925年3月8日。 （62）《谢持日记未刊稿》，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178页。 （63）（65）《中央周报》第117期，1930年9月1日。 （64）（68）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423、429页。 （6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67）（69）邹鲁：《回顾录》，第173、167-168页。 （70）（7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09、374-375页。 （72）国民政府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林森、徐谦、廖仲恺、戴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16人，其中的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5人为常务委员。详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73）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21页。 (责任编辑：李大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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