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上)(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22 《近代史研究》 黄道炫 参加讨论
二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出“进剿”命令,左翼陈诚、赵观涛、朱绍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丰、黎川分向宁都、头陂、黄陂攻击前进,第三次“围剿”开始。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如郭所说“不免有些失之稍迟” [32],这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所在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注意到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33]6月下旬,蒋介石在给朱培德、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提到:“赤共主力向赣闽移动。”[34]此后,有关红军主力消息不断传来,7月1日,何应钦电蒋,报告红军“主力窜集德胜关樟村一带”。[35]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36]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37]4日,在赴左翼部队督阵之前,蒋在日记中写道:“彭德怀自硝石口猛向朱绍良部力冲以来,近且朱毛亦猛冲南丰、南城,图窜闽浙,吾须亲赴南城督战。”[38]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前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39]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逼近。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大有堕入红军彀中的可能,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40]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7月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进展顺利,7月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冈。30日,蒋介石向南京方面报告: “赣南东固龙冈黄陂小布古龙冈皆已为我军占领”。[41]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42]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彼此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于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43]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是空穴来风。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国民党军深入。[44]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 [45],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46]28日日记中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近湘赣,扰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47]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 [48],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冈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德、毛泽东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即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所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49]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50]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动,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51]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早在7月2日,蒋介石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52]当国民党军左翼顺着广昌、宁都、于都“清剿”一圈后,虽然疲惫不堪,但其所谓钳形攻势已经有合拢之势,此前1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冈一带,正“待命龙冈” [53],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54]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之嫌。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十足:“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思来抄袭我十九路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或尚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55] 8月初,国民党军纷纷逼向高兴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56]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是否会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三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57]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得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58] 敏锐察觉不利形势并毅然改变计划,对当事者而言,需要识力、胆魄和果断。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军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与国军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越,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分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由此看,红军千里回师赣西南初时或不免胶柱鼓瑟之嫌,此时却又见未雨绸缪之利。战争中所谓的战术高低端在运用者存心之妙和利用之巧,而成败之分对后人认识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放弃原定攻击计划,改而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在虎口中及时撤离、遁去,使国民党军失去决战良机。陈诚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此次剿匪,土匪总是逃避而不与我战。以前、昨两日情况,应可遇匪主力,拟一举而歼灭之。但据报匪军朱、毛、彭、黄闻我军到达富田,极形恐慌。原定集中全力,今日取富田,明日进占水南、白沙;据我军俘获之匪供称,昨日集合师长以上开会,认为此次作战计划完全失败,决定退却。如确,则一时又无仗可打矣。然我军如不能将匪之主力歼灭,终不能安心。”[59]由于蒋介石出于政治目的而提早出兵,第三次“围剿”之初,国共两方孰主动、孰被动,应该十分清楚,但当红军几乎已陷入包围圈时,国民党方面却未能因时制宜、主动出击,把握这一天赐良机,而是坐等红军上钩,结果被朱德、毛泽东抓住一线之机,兔脱而去,局部的主客关系瞬间易手。国共双方战斗精神的差异及战术运用的高低,于此尽可一览无余。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国民党方面虽然对红军动向有所掌握,8月6日蔡廷锴向蒋介石报告红军已于前一夜进军莲塘[60],但已无法及时作出反应。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中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61]和严肃的战报相比,战场上的回忆更加生动,国民党军参谋被俘后还在愤愤不平:“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像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62]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63];自己阵亡军官49人,士兵290人,伤1172人,失踪815人。[64]和国民党军出动的庞大兵力相比,这两次战斗对国民党军实力打击尚属有限,但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却让一心渴望胜利而又向来三心二意的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地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重大代价。8月10日蒋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65]黄陂战斗后次日,他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66]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一举“剿灭”红军。 参考文献: [1] 关于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拟对此一一作出说明,应指出的是,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这次“围剿”的描述和分析对本文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92页。 [3]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6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4]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73页。 [5]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6月28日。 [6]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申报》,1931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上)
- 下一篇:《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