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17 《学术月刊》2012年12期 吴琦幸 参加讨论
四 王元化在任、汪两位学者的国学启蒙教育之下，钻研中国传统学问开始登堂入室，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受命于党的文化界领导人士，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在纯学术的领域中走下去。1949年以后，王元化担任了上海的文化出版的行政工作。他倾心于现代的文学理论，写了大量的现代文论，编为《向着真实》一书出版。但是到了1955年初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王元化陷入精神危机，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这个政治噩运降临到他身上，使他失去自由。两年后虽然得到了读书的自由，但是他的政治命运似乎到此结束。从此，他沉潜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典籍，遂而一心向学，闭门读书，转向了学术领域。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的个人命运，恰恰使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纯净的学术领域，在那里他可以任由思想的海洋翻腾，在中外古今典籍的学术领域中驰骋；同时，基于他受到的朴学治学方法熏陶，对任何一个问题寻根问底，这成为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于2007年7月在华山医院跟我的谈话中说：“我不是一个纯学者，我的背景无法使我成为一个纯学者。所以1955年之后就成为我读书研究的最好机会。以前我没有用大段的时间和功夫系统地做学问。” 在学术上他得到了当代国学大师熊十力的亲炙，两人经常见面，并且互通学术书信多年。而之后，王元化才真正地纯熟地运通传统考证，用实事求是之学来指导自己的治学。熊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既保持朴学的治学方式，同时又加进宋学的经世致用，无疑使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中运用自如，考证翔实，迭创新意，而此时也正是王元化第二次反思的关键时刻。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文心雕龙柬释》，曾得到郭绍虞的激赏，其中就是他运用了基本的考释方法，进行古代文论的考订和发挥。 由于王元化已经具备了朴学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老师熊十力被人讥讽的考证不严、以己意断言、不够踏实等弊病也无不在王元化的学术批评之中。他曾经称赞熊十力在论学时的那种张扬不拘的精神。熊十力晚年自佛学转入儒学，“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罢，很少为人述及”。（15）王元化记熊十力自认为要踏实治学，但是熊在治学中有时也无法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因此熊“所下定义，所谓踏实者，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致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在考据训诂方面，十力先生常遭非议，人说他辨真伪多出臆断，任意改变古训，增字解经。这些评骘出自对他诚服崇敬的同辈或友人，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他重六经注我、离识无境之义，于现代诠释学或有某种暗合，可能会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训解前人著作，应依原本，揭其底蕴，得其旨要，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用引申义来代替”。（16） 王元化批评熊十力的这种毛病，实际上也是1949年之后学术界的通病。正像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他们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线，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17）王元化与他的老师熊十力相比，既吸收了熊十力关于佛学的理论，用于他的《文心雕龙》论述之中，同时也对于熊十力的局限进行了超越。他说：“我觉得十力先生所立的原则，即‘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是精辟的，可惜他在实践方面未能贯彻始终。”（18）对自己的老师做这样的一个评价，可见王元化对于资料的解读、训诂和考证是多么的重视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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