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55 《历史研究》2005第2期 杨天石 参加讨论
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情扑朔迷离，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作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分析说：“敌人不肯遽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注：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档”。）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名义，扣留于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香港。（注：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传记文学》（台北）第39卷第2期，第101页。） 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注：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蒋档”。）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 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曾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注：参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谈话中，曾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巳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诚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注：《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1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蒋档”。）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注：《香港叶遇霖致戴笠敬电》，1940年9月24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5日，“蒋档”。）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后，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刚刚组阁的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 三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张季鸾从和知鹰二处得知张治平、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的谈判情况后，极为震惊，他一面研判事件性质，探究真相，汇报重庆中央；一面则力图通过和知鹰二，拆穿日方的“把戏”。 除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外，和知鹰二实际上同样负有找寻与中国方面谈判机会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和知的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和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前后，和知的任务转为在香港与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萧振瀛谈判。但是，与板垣征四郎等不同，和知主张抛弃汪精卫，专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他对张治平与铃木、今井之间的谈判，不仅不支持，而且“立于竞争、暗斗之地位”，“曾力予破坏”。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动，和知即致电中国助手何以之，嘱其设法向中方揭破：“今井来意为蒋汪合流，实际为汪奔走，故亟应破坏之。”（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蒋档”。何以之，一作何益之、何毅之，他既为和知鹰二，也为中国方面工作，是个“两面人”。） 1940年7月，和知在澳门会见张季鸾。8月17日，和知回东京向陆军省官员报告，声称“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条件，重点放置于兴之所至之打听”，“蒋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华彻底合作，不拟苟合。”（注：《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29日，和知在澳门会见时在香港的重庆工作人员王季文，要求王转告孔祥熙的秘书盛某，请其促进宋子良工作，但是却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进行之工作，那是一桩谋略。”（注：《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9月1日，和知向张季鸾打听“真相”，告以所知，张季鸾感到震惊之余，认定“铃木活动，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蒋档”。和知向张季鸾通报情况，时间不明，但8月30日和知尚在广州，与张季鸾谈话时间必在9月1日。）谈话中，和知向张季鸾透露，东京方面对板垣领导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东条英机陆相怀疑，外相松冈洋右也怀疑，只同意板垣等办至9月底，“若届时不成，决由政府自办”。（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蒋档”。张函有时署“炽章”，有时仅署“炽”。）因此，张季鸾暗示和知，将此事向东京报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溃，使敌人内部发生重大争吵”。张季鸾估计：“该板垣把戏一旦揭穿，定会发生重大责任问题，而敌人之乱，即我之利也。”（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蒋档”。）9月3日，张致函陈布雷，告以即将向外界“放出消息”，说“委员长震怒，正彻查其事”，“如是则敌人自知失败而板垣倒矣”。（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应为9月3日），“蒋档”。） 和知鹰二在与张季鸾谈话中，曾向张故示宽大：如中日双方停战言和，“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其他无大问题”。张答以“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对和知所称中日谈判今后将由东京“收回自办，另作准备”，张季鸾表示：“如作准备，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简单一句话，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张季鸾通过铃木和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故事”，认定日方“愚昧凌乱”、“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证明去中日可以谈话之程度甚为辽远”，“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蒋档”。）因此，他不准备与和知鹰二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张通过何以之转告和知，“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当时，张季鸾听说，日本陆军正在力主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又嘱咐何以之劝告和知：“决不可对苏联乐观。苏联之事，中国知道的多，苏联对中国，近来也很好，个中消息虽不能多谈，总之苏联对日本，可说是无丝毫好意。”（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蒋档”。） 9月4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自称当于15日返回华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终不脱蒋汪合流之主张，故必须撇开板垣。”张季鸾不愿与和知作泛泛空谈，托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关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觉悟，见我何用！”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军南洋，抢夺英法在当地的利益。张季鸾估计，日方“因南进不能决策甚为焦躁，板垣等又闹此大笑话。和某归后，敌人内部，将呈鼎沸之态。”9月6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对日方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他估计，板垣、铃木工作失败之后，日本内阁必将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与中国的谈判路线。因此，张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观察”身份向日方提出日军自中国完全撤兵、完全交还占领地、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等三项基本要求。（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蒋档”。） 张季鸾分析，当时日方急于与中国议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为了进军南洋。他说：“敌对南洋，势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争，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问题，一动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势也。因此海军坚持非结束对华战争不能南进。”2.摆脱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张季鸾称：日军在中国的部队，共69个师团，约计在130万人以上；每日军费由2000万元到3000万元。最近半年，日军几乎毫无动作，今后的作战计划也无法确定。“老师糜饷，毫无效果，而同时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后将失去南进机会，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9月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请示下一步谈判方针，函称： 综观大势，委员长对于全局之判断，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现观敌方殆有逐渐就范之可能，其酝酿应需一两月之时间，故十月、十一两月恐为重要时期，现拟得和某来电，再知悉最新敌情之后，即先回重庆。然若彼竟南来，当与一见。总之，现时为适于宣传之时期，倘蒙指示机宜，不胜厚幸。（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蒋档”。） 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蒋档”。）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蒋档”。）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蒋档”。）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笔者），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人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带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蒋档”。）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钤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蒋档”。）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注：《石井备忘录》，转引《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页。）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 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 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注：《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原函未署名。） 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9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注：《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于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后9月23日下午，“蒋挡”。）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蒋档”。）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作出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13、14、15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张季鸾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蒋档”。）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蒋档”。）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注：此为陈布雷指示张季鸾者。）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人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蒋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