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３０年后的１９７６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７６年的历史，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史。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中，民主战胜了专制，团结战胜了分裂，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十月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翻开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时期。历史具体地分析从四五运动至十胜利的历史过程，全面深刻地认识十月胜利的动因，客观公正地评价这场生死决战的性质和意义，从中获得启示、殷鉴和教益，是十分必要的。
一、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历程
回顾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了三个阶段、两大战役。
第一个阶段是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个运动以南京事件（包括引发南京事件的文汇报事件）为起点，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通过缅怀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表达了要求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四五运动是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看到了人心的向背，看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奋斗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深切体认到粉碎“四人帮”是民心、军心、党心之所向，从而对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扫除这一帮害人虫，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更加严厉地展开，追查所谓“反动诗词”和“反革命谣言”，再次导致冤狱遍于国中。代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光明力量遭遇暂时的挫折。但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从普通群众、一般干部直至党中央领导同志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唐山大地震的巨大灾害，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接连逝世，更使得全中国笼罩在沉重、严峻的悲剧氛围之中。中国人民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忧虑，他们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场大决战正在酝酿，中国的大变故就要发生了！可以说，这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历程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急不及待地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把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推到了第三阶段，即最后决斗的阶段。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党中央领导人，以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他们的大智大勇，当机立断，成功地策划和领导了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第二个大战役--粉碎“四人帮”。用半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成就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创造了超人一等的功勋。
对于１９７６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当年群众中流传一段顺口溜作这样的概括：“悲痛的一月，壮丽的四月，恐怖的五月，灾难的七月，忧虑的九月，狂喜的十月，观望的腊月。”
二、四五运动和十月胜利的历史评价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下午，吴德在首都百万军民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赞颂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对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出评价：“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粉碎“四人帮”作出评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３日。]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作出了评价。
《历史决议》第２１节评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在第三段中作了如下评述--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同志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４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决议》在“历史的伟大转折”部分这样评价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２５节）
《历史决议》论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于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的历史功勋，《历史决议》也作了肯定。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２１节）“他（指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第２５节）
历史评价总是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作出的。人们无法超越历史。在作出《历史决议》的时候，汪东兴正因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而受到批评，在列举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同志时没有提汪东兴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这也符合“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定律”。但从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来看，凭心而论，汪东兴在这一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发挥了共同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是不能不肯定他的作用和贡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有发展变化。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叶剑英逝世。《人民日报》于１０月２９日发表新华社当天的电讯稿《叶剑英伟大光辉的一生》，对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作用的评价就从《历史决议》所作的“起了重要作用”提高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１０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华国锋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逝世。《人民日报》于９月１日发表新华社８月３０日电：《华国锋同志生平》。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作出了新的评价--
同年（１９７６）１０月，他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对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功绩进行历史评价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评价从本质上说是彻底的。但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对人物的历史评价来看，又不能不说是不够充分的。
诚然，粉碎“四人帮”并不仅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个人的功绩。风云际会，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说到底，确实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这是怎样的一桩千秋伟业啊！且不说一般共产党员没有这样的机遇，即使有这样的机遇，也不是谁都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业。应该说，领导这场决战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人是在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政治家，是特殊材料煅造而成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正如邓颖超所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表现了“大勇大智”。没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人民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一时都无从谈起。他们的功勋彪炳日月。中国人民应该也必然会永远铭记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
三、取得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原因
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各种相关力量的相互冲突、交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也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即团结在华国锋、叶剑英周围的中央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之间，相互冲突和激烈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结局是中央政治局多数的胜利和“四人帮”的灭亡。这样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政治局多数之必然胜利和“四人帮”之必然灭亡，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邓小平成功地领导１９７５年的整顿，使动乱的中国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广大干部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衷心拥护和爱戴。而“四人帮”却肆意反对周总理，竭力打倒邓小平。他们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痛恨和唾弃。
（二）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成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军队整顿，调整了部队的领导班子，使军队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而“四人帮”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他们培植的“第二武装”远在上海，在国家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面前只有“顷刻瓦解”。
（三）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爱戴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意志和力量，也进一步动员了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坚定了中央政治局多数粉碎“四人帮”的信心和决心。
（四）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依据。毛泽东生前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使得粉碎“四人帮”具有可靠的、合法的领导核心。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和肯定了毛泽东生前的决策、措施对顺利解决“四人帮”问题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毛主席英明果断，采取了非常措施，于１９７６年１月底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４月初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且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历史决议》在指明“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对毛泽东对粉碎“四人帮”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作了切合实际的评价：“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第２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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