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所谓“主导地位”，含有这样的指向：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相当规模，只是未成“主导”、“主流”；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其他”史学也并未消失殆尽。即使以“史观”和“史料”为两大分野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上说，截然将二者视为对峙也不太可能。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本文所论均指中国大陆地区史学），无论是在历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建制、研究格局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不一定完全同步①，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史学史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同步，应当是清楚的。新历史观的接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方面，则必然反映到这一时期史学家群体研究路向的转变上，此为我们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后的新中国史学的关键。就目前对当时的史家群体的研究状况而言，比较集中于考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环境下是怎样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以及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数不多的“旧史家”在新的时代中各自的态度、研究路向的变化等。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主要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初、有着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年龄大致在40岁上下、正处于学术生命的旺盛期的史家群体②。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了解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新的观点方法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
一
如果从民国时期史学来看，尚可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学术版图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何家何派，均很快统整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
1951年7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史学会，之后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成立了分会；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第三所；1959年设立历史所世界史组。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重点院校的历史学系被重组。1951年1月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刊《新史学通讯》（1957年该刊更名《史学月刊》），同时创刊的还有《历史教学》（由李光壁、张政烺等创办，后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以及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杂志的领导者、负责人，如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振羽任大连大学、东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刘大年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等。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学术位置（包括任职单位）上的变动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他们在掌握了新中国史学话语权的同时，不仅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规划和展望，而且还反思和检讨了以往过重利用史学的现实功能、强调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等非学术化倾向。如范文澜在1951年批评自己以往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③翦伯赞也说：“我在解放前，也常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④马克思主义史家已经意识到以往出现的非学术化倾向，力图在主导地位确立后能够加以克服。
这一系列的学会及研究所的建立、院系调整、创办杂志等学术建置方面举措的实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在“硬件”方面的实际保证，而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软件”方面的规定和导向，随着上述新中国史学建置的渐次形成以及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活动的展开，也很快明确起来。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⑤由新史学研究会发展而成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则更为明确和具体。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中，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⑥实际情况虽不一定如“转向”一词所示的已属“完成时态”，但是在“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所作的“转向”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也强调新中国历史教学是以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等为目的。⑦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中心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有建树，治学风格虽以历史考证为主，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又不尽相同。相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这样的曾经有着重要学术地位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少数史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外，以“中生代”史家为主的、为数更多的史家面对新的现实状况，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贯彻运用于其历史研究中去，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各高校历史系及研究院所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各种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如翦伯赞在1949年底在北大演讲“历史与历史唯物论”，1950年4月郭沫若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在北师大，“（侯）外庐同志亲自在全系讲授《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等课程，他讲的时候，全系师生都去听课，课后组织教师座谈讨论”。⑧从“旧社会”而来的史家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学习经历，如谭其骧说：“解放后第一年，浙大历史系停课，教师专学马列主义，在这一年内看了不少经典著作。”⑨
“中生代”史家大多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在新中国建立初年正值40岁上下。他们在此之前已有成果问世并且在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影响。经过院系调整，他们多已隶属于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作为各自的工作单位，由此大致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史家群体相对稳定的区域格局。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邓广铭、张政烺、齐思和、邵循正、苏秉琦、周一良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林耀华、陈述、傅乐焕、王锺翰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杨宽、田汝康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圣铭、陈旭麓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等、吴于廑等，厦门大学的傅衣凌、韩国磐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朱本源等⑩。
他们大多是各自单位中的一线教师，在编写教材讲义和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这对那些已经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上基本定型了的“中生代”史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维华说他“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由于历史系的同事都在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也跟着他们走。我开了一门新课程，即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占有形态、赋税田租等剥削形态、农民的封建隶属性等问题，并写成了一部讲义”。（11）赵光贤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2）“就全国范围而言，建国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相当不成熟……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13）学习、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结合贯彻于讲稿讲义和课堂教学中，这对于“中生代”学者而言是当务之急的教学任务。邓广铭“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指邓广铭——引者）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四把钥匙”只是邓广铭向学生传授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并无太多关联，却仍遭批评，可见教师在教学中的压力。实际上，邓广铭“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4）郑鹤生回忆说：“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15）在山东大学，“解放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6）
通过学习、教学和科研，“中生代”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有了了解和体会。杨志玖说：“学习了马列主义，开阔了视野，对过去模糊的认识清楚了，有些真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17）韩国磐认为：“在解放初的三四年中，我集中精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用这一理论去探讨其他学科的问题。固然学得还很肤浅，但受到的教育启发很大，这不仅使自己在治学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而且赋予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动力。解放以来自己能够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能够发表较多的论文和著作，这几年的学习是个关键。”他曾引用《荀子•劝学》的话来形容他的感受：“‘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破关键的一点，确实可以推动全局的。”（18）赵光贤总结道：“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19）这里引用的材料主要是相关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述，难免有着时代印记，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所讲到的感受是真诚的，他们所说的收获也是可信的。“中生代”史家在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运用于教学、科研和学术讨论中，在他们的学术历程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面貌。
二
从编写教学讲义到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从关注新中国建立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到投入其中并形成一家之言，来自不同师承、学派的“中生代”史家的课题意识和研究方向逐渐趋向一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从考据到理论，考据与理论相结合；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关注并参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投入到社会经济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学术目标。“中生代”史家在“十七年”时期不仅完成了自身学术研究特点的转变，也使他们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这里不能尽述，论列仅及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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